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①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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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②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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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广州郊外》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①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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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①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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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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