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风从那鲜血还未干透现在已冰冻的地方吹过来，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无继续大批留在这里的必要，大家都在考虑并计划着怎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者转移到大后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来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问题，一进门就见沫若面窗默坐，忧心忡忡。原来沫若接到了安娜的来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余，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亦常遭无赖欺侮。他拿出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苦颤。读罢，阿英一时口讷，无言以慰，两人相对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来，沫若已赋就七律一首遥寄安娜，刚书成立轴，墨迹尚未干。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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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无法援救，沫若好不伤心。他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热爱自己丈夫的祖国吗？在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安娜愿意跟中国丈夫走便是“间谍”，应骂为“野狗”。安娜无视这些胡言乱语，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日本军部还要她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她相信，有朝一日总要带着子女回到中国来的，这当然也是沫若的愿望。
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往日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街头巷口的书报摊，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为《救亡日报》写“沪版终刊致辞”，不免有些忧伤，但一想到三个多月来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对，就以这个做标题，他下笔如有神，向上海的广大读者倾吐自己的一片真诚：
……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沿着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决定离开孤岛，想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筹款办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不料黄浦江上突然飞来一架敌机，耀武扬威地绕邮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视。
轮船起锚远航了，沫若与韬奋在二层的甲板上并肩踱来踱去，他俩难得相聚，这次有缘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沫若知道韬奋到过南洋，便向他打听那儿的情况；韬奋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从边疆着手来促进神圣抗战的全面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祝愿能尽快实现各自怀抱的理想。他们还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极为赞赏苏联仅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韬奋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报》上，读到沫若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社论，便说：“还是郭先生的大作《后来者居上》那最后一段说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里重温了那段话：“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
〖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二十八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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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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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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