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游日本、辗转台湾
公元1924年10月，民国十三年。
东游。做嘴皮买卖。
于1924年9月，辜鸿铭应朝鲜总督斋藤实子爵之邀，前往朝鲜首都汉城。十月，接受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携同碧云霞飘洋过海。辜鸿铭对日本，有着始终不渝的好感。在日本身上，寄托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梦想，有一段话，常挂在他嘴边——自知国人目彼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如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望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洋文明之大任。
此次东去，正当北京城风雨飘摇，吴佩孚、张作霖拥兵山海关，冯玉祥驻军古北口。民国以来，嚣嚣之争；又浮尘上，国人命运，犹寄枪口之下。在一种不祥的宁静中，禁不住一丝微风的清室小朝廷，眼看将绝。辜鸿铭接到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他赴日讲学，穷居北平、困顿无聊的他欣然应邀，前往日本。这是辜鸿铭第二次前往日本。这一次他身无政治使命，也无什么迫切的目标。对他来说，倒更像一次长途散心，一次旷日持久的聊天，一次向世界传扬他的学说他的主张的演讲。
此时到日本，他早已名扬海外，盛名如日中天，受到日本的热烈欢迎。他的这次访日，也不像唐代的鉴真和尚，到日本弘扬佛法，兴布大唐精神。历尽艰辛，几起几废，终残双目。他是到日本体证他心中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宣讲他所证悟的中国文明。
十月十六日，到达日本的当日，即发表一篇演讲辞，表达对中国时局的看法，登载在《每日新闻》上，他开宗明义，宣称：中华的新派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中华的旧派势力，以北京为根据地。广东是有朝气的，北京是暮气深深。但朝气太过，若其目的不达，易流为过激派。北京的暮气不振，终必没落，乃当然的倾向。维新学者康有为，不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信仰坚定的人物。乃是一个“艺者”——日本的女戏子——随时随地表演，致担当维新的事业者，尽变为官僚。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现在国步维艰，是国际的障碍。日本无支那派学者，不能协助中国，使中国的朝气，得合理化的进展，乃一撼事。我希望中国今后自力更生，养成①无私，②谦逊，③简朴三要素的生活人材，能做到“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功夫，而国家自然兴盛。
远离中国后的他，决非穷居北京椿树胡同的冬烘先生。他久居北京，深感北京的暮气。在北京，他以他的奇异举动令国人惊异，那是他的愤激之痛。对于军事专家们在嚣嚣之争中表现出来的自私、自负、自大的反感，他偏偏要以他的奇言奇行与他们作对，洗脚江湖，可惜却毫无用处，国人固我，奈苍生何！到日本讲学的他是清醒的，他对张之洞的看法，还可以说明他看到了中国时局的症结之所在。不管你是自命学西洋的技术，还是看不起西洋人的道德，事情自有他的逻辑。纺织机、枪炮快艇是带了他们的哲学来的，日本人却是早在1850 年后即懂得了这一点。日本人有着盛唐文化的胸怀、见识。孙中山他们的雄心、理想，是游学西洋的辜鸿铭深深理解的。他的担忧，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自私、愚昧、穷奢的军事专家们层出不穷的时代。行不通后，反倒会走向反面。他对广东人殊有好感，在北大授课时就常告诉学生，广东人有气节，所以革命党特别多。不过广东虽然产生了个孙中山，也产生了不少的康梁派人物，他心中也是看不起那帮补墙者的。
十月十六日正午十二时，辜鸿铭在日本东京帝国旅馆的泛太平洋会发表公开演说，身着大红宁绸长袍、天青大袖方马褂、油光闪亮，唾液痰迹斑斑，一双双梁平底布鞋的辜鸿铭，头上拖了条杂以红丝线的灰白小辫子，戴一顶红结黑缎平顶饰以祖母绿的瓜皮小帽，站在讲台上，滔滔陈述，唇上颔下几绺长须时时颤动。台下座中，满是西装革履、头戴大礼帽的日本人士和中国留学生、记者。人人对这位异服的人物只有敬意，没有猎奇的意思。
在演讲中，辜鸿铭反复强调的内容，大意如下：
一、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的浩劫。
二、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为物欲所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为王道。
三、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千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他在台上侃侃陈述，希望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义拯救时弊，忧愤之心溢于言表。而对日本人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归之于西洋人的影响，提出警告。不幸他的警告，没有警醒日本人，却成了一种预言。日后的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引火自焚，他的这一警告竟成了谶语。
不久，北京发生的那场政变，吹灭了千年帝王的最后一点火星，辜鸿铭在日本即刻得到消息，然而这已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并非忠于清王朝而已，他曾说过：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文明。
但毕竟他受了清皇的最后一道荣光，心中仍不免激起不小波澜，心中有几分酸涩，特别是深忧中国文明的前途，时局的纷扰，使他乐于在日本继续盘桓。没想到一生四处飘泊，到晚年仍捡起飘流作为良药，医治他对中国文明的期望而致的失望。远离中国，不论是苦涩，还是酸楚，终究可以安慰他心中的梦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远离中国毕竟可以使他再生起一种遥远的中国梦，一种在日本看到的新兴的中国梦，仿佛他早年梦想中的中国世界。
这一留下来，就是三年时间，四处发表演说，游览参观、考察日本的民情制度，对日本的看法，更持欣赏态度。
这年十一月，辜鸿铭应在台湾的远亲辜显荣的邀请，来台游历，辜耀星负责他的食宿一切费用。
早在二十四年前，章炳麟来过台湾。十四年前，梁启超也来过台湾。而此时台湾已在日本人统治下达三十一年之久了，到处弥漫着日本气息，日本人刻意使台湾殖民化，看来已收到不小效果。台湾人民抗日本的武力抗争早已被镇压下去。但此时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族自主的政治思潮开始萌芽，特别是受了五四运动成功的刺激，寂静而毫无声息的台湾文学界，也正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新旧文学之争”。
辜鸿铭拖着辫子，不远千里来台，正当此际，比章炳麟、梁启超来台更受到台湾各界的注目。一到台湾后，辜鸿铭即马不停蹄，四处演讲，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和他的中国文化救世说，又成为台湾新旧文学之争中两派交攻的目标，既受到热烈欢迎，又受到猛烈攻击。
欢迎赞赏者在报上著文吹捧，其中有连雅堂在《台湾诗荟》上发表一篇文章，称：“辜鸿铭先生此次来台，颇多讲演，而其论断，多中肯语。如引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二语，谓今之旧学者，大都学而不思，而新学者又思而不学。又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义。可为治国平天下之本，施之古今而不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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