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中国人民真不能忍耐了，并且学着欧洲人的方式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他们想以武力把欧洲强盗全赶走——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特性：智慧、坚忍、勤劳，尤其是他们广大的群众——这是很可怕的。可怕，却并不象德皇，这位西欧最野蛮的，最无知的代表所说，中国将成为欧洲的祸患。因为到那时。中国就不可能再作这样智慧的屏障了，——真正的，合于实用的，想过安静的农民生活的大众的智慧。凡是有理智的人们都有着这共同的智慧，那些舍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早晚要回到那里去的。
我坚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活正面临一种重大的变化，并且坚信，在这个变化中，中国将领导东方民族扮演重要的角色。
照我看来，东方民族，中国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俄罗斯人，也许还有日本人——如果日本人还不曾完全被欧洲人腐烂的文明罗网捕住的话，这些东方民族的职责是要把自由的新路径指示给世界。这条新路，在中国的语言里，只有一个字“道”表达。道就是说，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
可从你（辜鸿铭）的信里，以及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知道，一般轻率的人们，即所谓“改良派”相信，中国应当模仿西洋国家做过的事情。换言之，以宪法代替军人专制，创设和西方一样的军队，以及振兴实业。表面上看，这个结论似乎十分简洁，而且自然。实际上，这不仅是很轻率的也是愚蠢的。就我对中国的认识来说，这种轻率愚蠢的行动是不适宜于有见识的中国人的。如果学欧洲民族，草创一部宪法，设置军队，也许甚至行强迫的征兵制，创办实业，这就是否认了中国人生活的一切之基础，否认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淡泊、宁静的农民生活；舍弃了真生命唯一的路径——道，不但对中国是损失，而且全人类也永远失去了它。
中国人不应当模仿西方民族，西方民族正可给他们当作一种警告，使他们不致陷入同样的绝境。
欧洲人的一切吞并、盗窃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个政府存在。对于这个政府，你们（中国人）承认做它的臣民。一旦中国没有政府，外国人就不再能施行他们的掠夺政策了，就不再能以国际关系为借口。如果他们拒绝听命于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不再帮着列强压迫你们，如果你们拒绝替列强的机构，不论是私人的，国家的还是军队的机构服务，你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就会消失。这样看来，东方民族——他们面前摆着西方可怜的样子——应当合理地放弃这种尝试，想以选举议员限制权力这种娇柔的方法把自己从人类暴力的痛苦里解救出来，特别是那些与西方有关系的人物，东方民族应该用一种更为彻底、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权力问题，这个方法就是“道”。照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条路自会在那些人面前展开，那些人忠诚信仰这个最高的、带命令式的，造物或上帝的法则，——禁止我们听命于人们的武力的法则。
如果，即使在最低限度上，中国人像直到目前那种继续他们的宁静的、勤劳的农民生活，并且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孔、道、佛三教的精义——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道教强调不受人们的武力的束缚；孔教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强调牺牲、退让，对人类和一切生命的爱。如果中国人这样做，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自会消失，将来的世界必没有一个强国能使他们屈服。中国人，以及一切东方民族现在所担负的使命，据我看，不仅是把他们自己从他们政府以及外国人强加给他们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并且还要把这个过渡时代的出路指示给所有民族——他们都在那里，无一例外。
确实，除非屈从于上帝的势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此外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托尔斯泰1906年10月1906年底。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先后登载了这封信，所加题目是《给一位中国人的信》。看来，信中，托尔斯泰特别强调道德的主张与辜鸿铭是颇有相似的地方，辜鸿铭肯定是颇能接受托翁的思想的。到190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八十大寿，正在上海的辜鸿铭以中国文艺界代表名义，撰写中英文祝寿文，通电祝寿。其祝寿文如下：
今日我与同人会集恭祝笃斯堆（即托尔斯泰）八秩寿辰，窃维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归于正道，钦佩曷深。盖自伪学乱世，刍狗天下，致使天下之人汩没本真，无以率性而见道。惟先生学有心得，直溯真源，祛痼习而正人心，非所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欤？至若泰西各国宗教，递相传衍，愈失其真，非特无以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机。今欲使天下返本归真，复其原性，必先开民智，以祛其旧染之痼习，庶几伪学去，真学存，天下因登仁寿之域焉。今天下所崇高者，势力耳，不知道之所在，不分贵贱，无有强弱，莫不以德性学术为汇归。今者与会同人，国非一国，顾皆沿太平洋岸而居，顾名思义，本期永保太平；孰知今日各国，专以势务相倾，竞争不已，匪特戕贼民生，其竞也，必至互相残杀，民无噍类。故欲救今日之乱，舍先生之学之道，其谁与归？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看来，托尔斯泰与辜鸿铭大有惺惺相惜之意。托翁穿着，常是粗布衣衫，与一般俄国农民无异，混同于一般的俄国百姓之中。辜鸿铭呢？则有些不同流俗，一身辜记服装，不似托翁浑朴，倒有些游戏风尘色彩。这却无损于他们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两人都有主张中国文明救世的倾向。特别是托翁对中国的幻想，也许是没有实现而存期望更高，对中国有一种雾中看花的感觉，早在1891 年10月25日他写给彼得堡一名出版商的信中，回答出版商问他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时，严肃认真地列了五十余种书，分别说明在他一生的五个时期的影响，并注明影响的程度。而在五十——六十三岁这段时间，列举了十一种，其中有两种是中国古代著作，一种是《孔子和孟子》，下注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影响：“极深刻。”另一种是《老子》，下注明：“深刻。”很可能是这两部书，沟通了他与辜鸿铭的思想。
托翁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正是他本身理想世界的依托。他远没有像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后体悟到的那种结论，一个自私的民族如果加愚昧和残忍，结果会很悲哀。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原本忍唇负重，不，原本是因为不得不忍辱负重才忍辱负重的民族，变得何等令人吃惊！变着法子损人、辱人、整人。然而怪不得托翁，托翁与辜鸿铭也许太天真太幼稚。然而这种天真与幼稚却是太难能可贵了。人类早已投奔金钱太快，无暇去寻思前路如何！托翁之所以伟大，就在他能以一己痴念，为人类描绘理想的性灵，在灰暗的人世灵魂辉耀一颗明星。临逝前，托尔斯泰也未忘记他给辜鸿铭写的这封信，有人称道其生平著述，托尔斯泰答言：“此皆不足道。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复中国人某一书而已。”
言下对他给辜鸿铭这封牢骚满腹的长信，追怀不已。看来他是在信中刻意要与辜鸿铭阐发他辉煌的中国梦想的。而辜鸿铭在祝寿文中也称述其意，大加颂扬。这两位堪称未曾谋面的异国知己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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