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也是头顶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一身粗布长袍外套马褂足登布鞋，长得虎背熊腰。也难为了辜鸿铭，都民国了，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么位人物，忠心耿耿，像他的影子般，也可算是当时仆人、车夫行当中特殊的一位了。辜鸿铭常得意地笑着说：“刘二是我的影子。不过虽然和我装扮一样，可是我却有大乔小乔之好，刘二却是皮硝李（李莲英）的把式。”
那位碧云霞小姐呢，则长得清清秀秀，活泼动人，机灵可爱。整个人上上下下浑身透着股子大姑娘的青春魅力。更妙的是还有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风摆荷叶，外加一件衫子，及地长裙，恰似一只温柔而又逗人心疼的小鸟，常伴在辜鸿铭身边。辜鸿铭得到这位可人儿也是机缘凑巧，偶然谋得。
据说有一次，辜鸿铭到一家著名的妓院去冶游，那鸨母当然关照姑娘得好好侍候这位贵客。姑娘极力奉承，弄得辜鸿铭大为愉快且不说，一阵快活过后，辜鸿铭与姑娘喁喁闲话，天上地下一阵胡说，却听得间壁一阵喝斥之声，好像是鸨母在教训一位姑娘，那姑娘哭声殷殷，本就一副菩萨心肠的辜鸿铭听得心烦意乱，问陪他的姑娘：“什么人如此教训？”
“还有谁？不是新来的才怪。这丫头前日刚才送到，人么可是长得水灵灵的，花了妈妈大笔银子，以为要赚大钱。哼，谁知这丫头不识抬举，不愿好生侍候客人。我的爷，你们这些男人到这里来，挥金如土，图的是什么？谁不明白。难道谁会到这儿来念经拜佛？要念也念的是情意绵绵经，要拜也拜的是玄天欢喜佛。唉，一开始进这种地方，谁都不愿意，等到瓜破蒂落时，也就会自愿认命了。那份等着攀高才兑换的贞操也就早已到九霄云外了，不如及时趁早多换几个钱，有机会，从了良去。这丫头现在不肯，要死要活的，得罪了客人，妈妈正生气呢！”
辜鸿铭听她侃侃而谈，间壁却正越骂越凶，坐不住了，叫那鸨母带了小姑娘过来询问，一见之下，心道，天下竟有如此温容柔貌的人儿，不禁想起了死去的贞子，已有几分属意，便不理那鸨母，温言问那姑娘：“小姑娘，你怎么到了这里？”
那姑娘听了，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自己是家里适逢死了爹，无钱下葬，才被卖了几两银子，安排后事，说罢又抽抽咽咽起来，这一阵伤心模样，恰如梨花带雨般，惹起了辜鸿铭一副怜香惜玉之心，当下说道：“姑娘愿不愿意随我走？”
姑娘顿时如抓到根救命稻草，使劲点点头，眼睛却盯着鸨母那边。鸨母立时变了个笑脸，脸上做出一堆笑容，心知今日可以敲这位爷一竹杠了，两张血红的嘴唇一张，说道：“既是辜爷有意，就带去好了。”
说着却盯着辜鸿铭的钱袋，辜鸿铭仿佛觉得她脸上的一层厚粉在扑簌簌地往下掉，两张红唇闪亮，少不得要破费一笔了。最后付了五百大洋的赎身钱后，带姑娘走了。回去之后，金屋藏娇，对这位楚楚可怜、小巧可爱的人儿，那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捂在手中怕飞了。
幸好淑姑已年近半百，早年他娶贞子也未与他介意，现在更不与他计较。这倒便宜了辜鸿铭，让他落了个小鸟依人、温香在抱，以娱老怀了。
这座小院，却又是最热闹不过的，因为主人是辜鸿铭，凡是辜鸿铭在的地方，岂能有不热闹之理？清静与热闹奇特地交织在他身上。一边躲到清静的书斋，潜心于古籍学问，玄想先圣辉煌，古贤遗风；一边更喜座中客常满，砥砺他那身“金脸罩、铁满皮”功夫，眼见是越来越精纯，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出入于门墙的中外人士总是络绎不绝，特别是西洋人，无不拜服得五体投地。据说当时辜鸿铭的书就很不容易买到，价格昂贵。因为洋人到处收购他的著作，大有洛阳纸贵的遗风。
说起来，辜鸿铭和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还有一段渊缘。
早在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辜鸿铭在横滨《日本邮报》上发表那篇名为《当今，帝王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的文章。三月，辜鸿铭将这篇论文同他著的《尊王篇》一起寄往俄罗斯，收件人是大名鼎鼎的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51年在高加索从军。1856年，满怀理想主义，充满幻想的托尔斯泰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谁知道却不容于世人，连农民自己都不信任他。当惯了奴隶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居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主人。令人大为失望。次年游历欧洲。不久回国。在他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揭露沙皇制度和统治阶级的虚伪，宣扬人性的善良，呼吁一种理想主义的近乎圣人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的比比皆是的罪恶中为人类的善良辩护。同时，他又过分地沉溺于这份善良，希望人类不要以恶报恶，把他理想的世界寄托在最靠不住的人性善良上，这使他与辜鸿铭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191O年，因为他总是希望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奴而与妻子不和，最后在长期的冲突后，八十余岁高龄的他仍然火气不减，于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之际离家出走。他似乎要以他最后的生命去追寻越来越飘渺而又越来越切近的世界。不几日后，客死他乡。他终于融入了永恒。不再为人世的不良耿耿于怀了。也许，只有死，是他最好的酬报了。
托尔斯泰收到辜鸿铭的邮件后，于八月让他的秘书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又于九、十月间给辜鸿铭写了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亲爱的先生：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的兴趣到最高点。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智慧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调查中国的佛教状况，并且我读过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作。
但是，晚近以来，在欧洲——尤其是俄国人——对于中国施行了种种横暴的举动之后，中国人民的思想的普遍趋向，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它永远引起我的注意。
中国人民曾经受了欧洲民族的贪婪的残暴、蛮横和不道德的许多痛苦，直到现在，他们总以一种庄严的、有见识的“Stoicisme”（禁欲主义）——宁愿忍受暴力，不愿反抗它——来对付这一切的暴力。
这个伟大的、众庶的中华民族的镇静和忍耐反使欧洲民族的傲慢增加了。这在那班过纯兽性生活的自私的人们里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竟发现在中国人要对付的欧洲人身上。
中国人民过去以及将来还要遭受的折磨确是重大，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不应当把忍耐心失了，不应当把对于压迫者的态度改变了，俾不致自己使这个对于暴力的退让——不以恶报恶——所造成的伟大的结果濒于危亡。基督教导人：“那些能忍耐到底的人，是唯一的有福者。”我觉得这已是不可否认的真理，虽则人们很难使自己相信。不以恶报恶，不与恶合作，这就是自赎和战胜那些作恶者最妥当的方法。
自从俄罗斯租借旅顺之后，中国人当曾看见，这个法则奇迹般地被证实了。如果中国人想保住旅顺，拼命拿武力抗击日本人、俄国人，俄国也许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不致有这样损害，落得如此下场。德国租借胶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将来必是同样的结局。
强盗走好运，总会引起别的强盗的妒嫉，赃物成了他们争夺的目标，最终必两败俱伤。
现在，我从你（辜鸿铭）的书里知道，好战的思想在中国觉醒了，中国人民想用武力击退欧洲横暴举动，非常焦虑，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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