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国主义虽由于英国崇拜群众所激发，但这一次的大战应当归罪于德国人。德意志民族自从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后，保存固有的伦理，极端爱护正义，反对不安、不洁和纷乱，坚持军国主义，充当欧洲文化公正的拥护者，负责欧洲的秩序和完整，欧洲已经落入了德国人的掌握中了。从宗教改革开始，菲特烈大帝很像英国的克伦威尔，坚持军国主义，维持欧洲的秩序和完整。他的继承者们没有坚持军国三义，结果全欧洲，特别是德国宫廷成了藏污纳垢之地，空有文明的假面具。法国平民受害无穷，即揭竿而起，掀起革命，由伟大的拿破仑领导，而拿破仑却又被放逐了。拿破仑绝不是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只不过是由于心存庸俗的奢望，妄想娶位纯正的公主，成立一个王国，拿破仑纠集了一群暴徒劫持整个欧洲，整个欧洲只好借助于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种子，于滑铁卢一役，彻底摧毁了拿破仑的伟业。
从此欧洲的伦理又统属到德意志民族之下，归之于普鲁士人。普鲁士人是德意志民族的脊梁。而别的国家心存嫉妒，成立奥匈帝国，阻止这一伟业，导致德国军国主义不能制服那些暴徒，酿成1848年的欧洲大混乱，德国人经过努力才重新控制了欧洲。
古代的希伯来人也是如此，欧洲人的智慧和道德全由希伯来人得来，但希伯来人太过份了，所以灭亡了。基督耶稣因为拯救他的民族，使他们趋于温柔谦卑，灵魂平睁，犹太人却不肯听从，将他杀死，结果犹太国消失了。罗马人当时主宰欧洲，耶稣告诫他们，“谁拔剑者，必亡于剑。”依靠物质的暴力，必没有好的结果，罗马人不听，让人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罗马也就灭亡了。现在德国人如果不把崇拜武力的成见抛弃，必然不是它亡、就是整个欧洲的现代文明全同归于尽。德国人必为此次大战负直接责任。哥德也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平力量莫过于正义。
希伯来的圣经要人爱正义，中国人的圣经-——四书五经——的宗旨也是正义，使中国文明保存数千年不致中坠。如果欧洲人能研究、接受中国文化，必可以拯救欧洲，脱离战祸。
辜鸿铭心醉于辉煌的古代中国，认为只有伟大的孔子学说，以其宏伟气派，数千年行于世间，照耀了伟大的东方世界。相形之下，欧洲人不过如同小儿。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在学校所学，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在学校所学者，为君子之道，三岁小儿已开始闻圣人之道。因此，伟大的中国文化才数千年不坠。”
最后，辜鸿铭深刻地指出：我们如果要消灭战争，就要先消灭武力崇拜和群众崇拜。我们也不要图谋利益，只要维持正义。我们要有勇气，不要怯懦。才可以打倒武力。我们大家都以为德国民族是现在世界危险的敌人，其实现在世界最大的仇敌是自私和怯懦。因为自私和怯懦造成了现代的拜金主义——商业主义。
现在世界各国的商业主义，尤其是英美两国，就是世界最确实的仇敌。所以战争的原因不是军国主义只是商业主义。所以如果要消灭战争，就要消灭商业主义的精神。中国文明的神秘就是有了一种良民的宗教，崇信正义，以正义消灭暴力。而不能以暴易暴。正义能够消灭世上一切罪恶，这就是中国文明神秘的灵魂，又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元素。
最后，辜鸿铭深切呼吁：现下战局结束之方法，当与交战国当局者以绝对权力，使他们提倡和平。无论何人，不得反抗。此乃永免欧洲文化所附带战祸之道，去英国之崇尚民众，德国之崇拜英雄之病，而奉孔子中庸之道。
辜鸿铭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诚如他自己所说，以形而上的道德来对付形而下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机枪大炮潜艇，其用心良苦。只是这剂药乃万年大补之剂，眼前是很难用上的了。想得远一点，欧洲人还会以为他站在欧洲战场的屠宰场边上说风凉话呢！炮火纷飞，血肉模糊的世界只好拿他的话当安眠药吧！
也许世界并不如此悲观，大自然赐予人类无限的希望。人类也许正在挣脱枷锁，以坚实的步伐在真理、道德与幸福的大道上前进。正在污染和折磨着人世的错误、犯罪及不公正中得到慰藉。整个世界也许部在渴望辜鸿铭的那剂万年汤药，为之奋斗吧，也许人类在暗暗地鼓励自己。
辜鸿铭的这部书在西方世界顿时激起强烈的反响。是啊，这个世界被战火烤得太热了，是该凉快凉快了。在欧洲大战激起的满天尘灰中，在现代枪炮潜艇的洗劫下，孤苦无援的人类都正在企求奇迹出现。他们仿佛看到了天空中飘来一朵睿智的祥云，上面有位仙人驭风而行，手中正有普救尘世的仙方，虽然飘飘渺渺，恍恍惚惚。
很快，《春秋大义》的德文版出版，定名为《中国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连同卫礼贤译的《为中国反对欧洲的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时的德国人普遍厌战。祈求永久的和平，对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发生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的眼界似乎放宽了，德国人对印度佛教——不，现在只有中国佛教了——很感兴趣，中国的思想广泛受到关注。
辜鸿铭的著作相继出现在各个书店，卫礼贤译的《论语》、《易经》、《道德经》等与之相互辉映，照耀着德国人的天空。那种盛况恐怕是穷居北京的辜鸿铭不能想象的吧？
不久，有位德国学者台里乌斯著文，大肆宣扬辜鸿铭的思想，日后还引出一段公案，暂且不说。当时最著名的评论可能要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了。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人，著名文学评论家。生于犹太商人家庭。曾任报刊编辑和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兑斯于1917年发表《辜鸿铭论》，文中勃兰兑斯以其渊博学识，扶覆见微，颇致推崇。他写道：他（辜鸿铭）讲到欧洲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他新颖讨人喜欢的看法。有时偶然也可见到我们已经弃而不用的学说的痕迹，……但是这些辞句，只是他在欧洲大学听劣等讲义所留下的偶然踪影。在这样一位自立脚跟坚持求道，及文字极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二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明，是一种没有祭司阶级及没有士兵的文化。……萨莫斯·莫尔于亨利第八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人不知：一种没有贵族，没有祭司，而只有士人贵族为最高贵阶级的社会。……所以要维持社会秩序，我们须如辜氏有点天真的说法，归返于教士统治之下，不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中国的古道……
由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辜鸿铭）看来，中国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据他说，就在最下阶级中，中国也比欧洲同阶级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国人对西人表示忠厚和让，正与欧洲人之野兽抢掠本性相反。
辜氏对于他的议论有这样简单的结语：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犹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教主。耶稣教会说：爱耶稣！回教教会说：爱先知！中国的教会教人：爱你的父母！一位欧洲人附上说：这样却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是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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