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牛津运动》，又译《清流传》，英文版，次年由德国文学家卫礼贤将此书译成德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新康德派对该书大为推崇，列为该校哲学系师生必读之参考书。在《张文襄幕府纪事》一书中，谋士辜鸿铭把张之洞奉为清流的主角，对晚清的时局发抒己见，同时对其穷居幕府二十余年看到的世间百象，大加挞伐，以其愤世嫉俗之笔，伤时忧国，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后于1912年改定《中国的清流运动》，实为替大清帝国的悼亡之作。
书中辜鸿铭用英文编造了一个凄美而哀怨的故事：满清帝国的覆没，原因在于清流运动的失败。他所辅助二十余年的张之洞，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角。辜鸿铭认为同光年间的清流运动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牛津运动十分相似。
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帮反思欧洲行为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世界自认为自己的规则就应是全人类的规则大加批判。他们深信，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冷、暖不同的气候，高山平地区别，处理人类自身事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任何一种方式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处。但他们各自表达自己的集体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真切而有效的工具。以任何一个文明的特殊方式作为人类唯一合理的存在都是狂妄的，令人嘲笑的。英国的一群思想家也早就有此传统，从柏克、科贝特、柯勒律治、卡莱尔纷纷向现代欧洲发出怒吼——个人主义的自私撕毁了社会的经纬！
早年留学西洋的辜鸿铭一直师事诸位大师，自命弟子，特别是卡莱尔更是深印在他的脑子，当时纽曼大主教和阿诺德在英国发动的牛津运动令辜鸿铭钦佩不已。
辜鸿铭认为，同光年间的清流运动同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都是针对自由主义、针对现代欧洲的进步观念和新学的，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是同一个敌人：“现代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辜鸿铭以他特殊的文化背景既切合了西洋的反现代化思潮，同时又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牛津运动的失败使物质主义在英国和欧洲泛滥。清流运动的失败也使进步与改革代替了思想开放和精神宽容，从而导致了帝国的末日，中国文化的光芒再次蒙上了污垢。最后辜鸿铭深切呼吁：兼收并蓄，吸取精华，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的共同需要。
第八章 南洋公学·哀歌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紫禁城的黄昏。
上海。南洋公学，辜鸿铭执校长印。
这年初，完成了回忆张之洞的文章后，穷居北京的辜鸿铭，深感局促于下僚，难有建树，更何况此时，大清已是无可救药，明主张之洞已死，困居于此，徒然消磨时日，日日见到暮气沉沉的京师气象。令人郁闷；朝中诸公碌碌，令人丧气，不如归去。遂辞去外务部职，南下上海。受聘，任南洋公学校长。南洋公学，1896年4月盛宣怀创设于上海，由电报、招商两局提供经费。分设四院：师范院，即师范学堂；外院，即附属小学堂；中院，即二等学堂（中学堂）；上院，即头等学堂（大学堂）。1903年改名为上海商务学堂，不久又改名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又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设有铁路、电机等科。辛亥革命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时正值沈曾植辞官居上海，两人时常过从，相与悠游，同时宦海浮沉数十年后，深感国事不可为，正因有报国之心。自许经世之才，却不能得到施展的机会，更是痛苦万分。此时两人索性抛开朝廷之事，让那些吃肉的人去管，自命吃素的，也就乐得个轻松。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却越来越不好过，隔三间五总有些些事情，刺痛朝廷中枢的神经。一帮积极鼓吹立宪的人，以张骞、汤寿潜、郑孝骨为首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花样百出，连续组织四次到北京请愿，希望早日召开国会，遭到清廷拒绝，绝了他们的希望。
同时一帮不晓事的朝中大员，借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之机，向帝国主义大肆借款，掀起一场在四川爆发的保路风潮，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总督奉命擒杀请愿群众，迅速点燃四川武装暴动的火焰。清政府命端方带兵从湖北入川。1911年4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但清政府却惊恐万状。正如孙中山所说：“已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已在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中扎下了根，湖北武昌在革命团体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等的领导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四川、广州形势的鼓舞下，准备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党人就控制了武汉三镇，于11日推黎元洪为都督，建立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1864 一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后，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两次奉派到日本学习，升至湖北新军协统。1911年保路运动兴起，以军界代表资格参加湖北铁路协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出任都督。1912年当选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仍兼鄂督。袁世凯窃权后继任。1915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职。1917年张勋入京后被逐。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复职，次年又为直系所逐。1928年6月病死于天津。
武昌起义后，各省人民莫不同情革命，闻民军胜利，额首相庆，奔走相告。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安徽、福建、广东等十三省和最大的城市上海纷纷宣布起义，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地方扯下龙旗，换下长袍马褂红顶子，挂出一块军政府的牌子，即宣布革命。
另一方面清廷朝中一帮天潢贵胄，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举国上下一片闹哄哄一拥而上的革命景象。亲贵遗臣纷纷出都，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洋人租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屋租房价顿时骤升，有人写一联嘲讽这些风逃勋臣：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上海，望平街（当时报馆集中地）上，万头攒动，许多人整天都在那里探听革命的消息。此时却有许多遗老遗少，藉口交通堵塞，要求租界加以取缔，妄想像戈登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对这次革命进行干涉，阻挠甚至武力镇压。十月二十五日，辜鸿铭投书《字林西报》，编辑全文照登，信中称：“此可为模范之租界，犹属大清之世界，若肯从上海报馆中痴人妄说，刊刻排满图画文章，非独有违万国公例，抑岂事理之平？……夫此等排满文章，意在鼓动长江及各埠数百万饥民，使其抛却服从皇帝之职，意使乘问起事耳。……如今日望平街所刊排满文章，英人岂能置之不言？我愈思英将戈登之诚实尽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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