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吓坏了辜鸿铭，他不敢应招了。
布朗先生却坚持要他背下去，说：“你完全可以像念咒一样学。”
辜鸿铭愣愣地问：“什么念咒？”布朗先生解释说：“有天，我见你父亲拿着一本书念，你跟着念；你父亲要你出去，你不出去，我要你父亲不要往下念，就把那一段念上十几遍，你也跟着念。第二天，我要你背你都背对了，那天，你父亲念的，我不懂，你懂不懂呢？”
“不懂。”
“还能背吗？”
“能。”
“所以，”布朗先生接着说，“只要你这么背下去，咱们再弄明白它，不就行了？我在你这年岁，我父亲逼迫我背莎士比亚作品，勉强背了几句，次日一早起来，全忘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到外祖父家，学习簿记，准备将来在银行、公司或其他部门找工作。我父亲气得要命，骂我没有读书的天赋，我却相信你有这个天赋，《失乐园》、莎士比亚戏剧，你不是背得很好吗？拿出信心来。”
就这样伊哩哇啦，不明不自地搞了半年多，终于把一部《浮士德》夹生饭似地装进了肚皮，输入脑袋。
在为辜鸿铭的语言教育安排的同时，布朗先生还对他的科学基础知识的充实毫不放松。一到苏格兰，就亲自教他数学，整整教了他半年时间。接着，请了位老友，住在家里，继续教辜鸿铭上午数学、下午物理、化学。而且布朗先生很注意让他掌握实际经验。正好布朗家有一个很好的科学实验室，既学理沦，又能做试验，为以后辜鸿铭学习土木工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辜鸿铭来到十九世纪中期的苏格兰，头上拖着一条辫子，每次出门，街上的小孩子总是跟着他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他成了自负的欧洲人嘲弄的对象。但因为有父训在先，不敢剪辫子，忍受着这种屈辱，闭门读书，带着一种不平气读书。也许正是这个伤口，使他对西方人的态度极端刻薄，而对中华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日后，常有一句话挂在他的嘴边：“他们看不起我们。”几年后的一个冬天，他的义父布朗先生到伦敦去了。终日埋首读书、很少出门的辜鸿铭，瞧准机会，前去拜访一位邻居——他的女朋友，一位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英国姑娘。
辜鸿铭的这位女朋友调皮、活泼，非常可爱，辜鸿铭这天一到，她就非常高兴。突然，她拿起辜鸿铭的辫子，赏玩不已，赞叹道：“中国人的头发，长长的，编成一条黑色的辫子，真是太可爱了。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送给我吧！”辜鸿铭顿时来了兴趣，拿起一把剪刀，一刀将辫子剪了下来，递给她，毫不吝惜地说：“你肯赏收，是我的荣幸。”
在姑娘面前，辜鸿铭早已将父训忘得一干二净。后来，他客居北京时，对女人更是挥金如土，一举就曾在一位妓女身上花掉四百大洋，而一家五口当时维持生计一个月也不过六个大洋而已。
一年后，辜鸿铭对《浮士德》早已是溜熟了，布朗先生才开始着手逐句讲解这部深奥恢宏的诗篇，时而德语，时而英语，爷儿俩谈笑风生，意趣盎然，一讲就讲了三个多月。
最后，布朗先生问他：“对《浮士德》有什么感受？”
他回答说：“我的思想由简单转入复杂，由浮浅转入渊深了。”
布朗先生告诉他：“科学知识也是由简单入复杂，由浮浅入渊深的！”
辜鸿铭说：“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的知识是精神世界的变化动态，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我看浮士德算不上好人，上帝不该派天使来救他。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慷，与科学词句的简明、易懂，差别就更大了。”
布朗先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段时间，才继续说：“那么你觉得这部书与莎士比亚戏剧比如何？比《失乐园》如何？”
他说：“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浮士德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失乐园》热情澎湃。沉郁稳健，刚刚强强，高歌长啸。莎士比亚好懂，浮士德不好懂，而《失乐园》感人。”布朗先生不住点头，说：“现在，你的英文、德文已经不错，将来的造诣如何，那得靠你自己了。另外，我给你提的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一定要读，他是我知道的爱丁堡最有才华的学者。你的成绩足以考入令人神往的爱丁堡大学。”
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现在是该到高等学府深造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录取。
爱丁堡大学，造就了许多著名人物，在苏格兰的众多大学中，算是一所新的大学，创立于1582 年，然而却以它的传统而自豪。校址在旧市区的张伯斯街。主要校舍，是爱丁堡的黄金时代所建的乔治王朝式建筑物。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历史学家卡莱尔、著名的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都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在这座著名的学府中，保持着浓厚的思索之风，它以杰出的精神奉献杰出的思想。
辜鸿铭，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思索的困惑和活跃的思想，来到了爱丁堡大学。布朗先生领着辜鸿铭拜见了此时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卡莱尔先生。
托马斯·卡莱尔（1795.2.4～1881.2.5），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795年2月4日出生于苏格兰南部一个信奉清教的普通农民家庭。1809年。考入爱丁堡大学。因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名牧师，他在大学期间所学的课程就是为此而准备的。然而，当时爱丁堡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启蒙主义思想学说，使自小接受清教的他受到很大冲击。大学毕业后，卡莱尔痛苦彷徨，不知所从。1817年，毅然放弃做牧师的打算，开始阅读大量的德国文学和哲学著作，特别是歌德和费希特的作品，开始以德国文学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崭露头角。1826年，与珍妮·威尔逊结婚，不久即迁居伦敦。在那里转向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1837年，《法国革命史》一书使他名扬天下，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1865年，卡莱尔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卡莱尔一生著作等身，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大量的批评，以一个刻薄的批评现代化的学者知名于世。
刚步入社会的辜鸿铭，带着惊奇、崇敬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老人。他在心里背诵着《法国革命史》中的句子，这部书一直是辜鸿铭最爱读的。
年迈的卡莱尔让女儿给客人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侃侃而谈：“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
“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传到欧洲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但不过像划了一根火柴，一阵风吹来，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
“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我知道，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走革命的道路；但是，我没有坚持革命的勇气。”
白发苍苍、蓝色的眸子里充满着火一样激情的卡莱尔，越说越激动，在座的人插不上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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