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嫉恶如仇，然而我不能杀敌致果。我认为，最后的一步是战争，但战争之后呢？这个问题缠了我十多年，我没能找出满意的答案。后来，我为了自我解嘲，写了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我知道，那不是彻底的真理。又经过一番思想争斗，才做出答案——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越艰难，成功越伟大，社会越进步，这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所以，我后来才写《法国革命史》，把法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内在的精神，原原本本写出来，供人们参考，使后来之革命者，少走弯路。”
讲到这里，卡莱尔突然停下来，呷了口咖啡，把目光从神思飞越的精神世界掉回来，盯着年轻气盛、充满敬畏的辜鸿铭，和蔼地说：“你要去领会美，领会崇高的世界，不要被粗糙的东西所迷惑，‘瞧那里的百合。它们顺应自然，不劳不织，可是所罗门就是穿上盛装也比不上一朵百合花。’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美的最高极致。田野里的百合，比那些世俗的帝王要好看得多，但却生长在粗糙的田野，像一双美妙的眼睛注视着你。它，出自内在美的汪洋大海！倘若大地的本质就像其外表一样，看上去粗糙不堪，而没有内在的美，那这片粗糙的土地又怎么能生出百合花呢？歌德有句话说得极精致，‘美高于善；美本身就包含了善。’不过我也曾说过，真的美有别于假的美，仿佛天堂与地狱之别！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辜鸿铭明亮的眸子里充满感激，不住点头称是。
很快，辜鸿铭开始他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的学业。卡莱尔如今是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年迈体衰，已不再为学生讲课。他的女儿接替他的位子，走上讲台。辜鸿铭和布朗先生经常到卡莱尔先生家，昕卡莱尔的见解。可以说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最大的就要数卡莱尔了，卡莱尔身上强烈的批判精神、刻薄的辞锋都注入了他的灵魂。
盘桓了三个多月后，布朗先生觉得他的义子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看到他义子受到卡莱尔先生的赏识，很高兴，告诫他：“你们中国人有两句俗话：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说起盛世，自从有了人类，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但名师。你却遇上了。有了名师，造化如阿，就看你自己了。不要忘了我对你的期望，学通西方文化，拯救你的祖国，融汇中西精神，拯救多灾多难的人类。”
从此，辜鸿铭就像田野里的一株百合，深深扎根在知识的土壤，他要吸取丰富的营养，开出美丽的花朵。
后来，辜鸿铭自己有一段话说到这些时日的艰苦生活。
“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开始教多少，背多少，不觉得困难。后来，自己遍读希腊文、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就不行了。我坚持背下去，说也奇怪，一通百通，象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就拉到头。后来，不但希腊文、拉丁文，就是其他各国语言、文字，一学就会，会就能记得住。人人都以为我聪明，其实呢，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办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悦乎的境地。旁人只看到我学得多，学得快，却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有优劣之分，但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足错误的，人心愈用愈灵，困而学之，民斯为下矣！”潜心学业的辜鸿铭，常有异乡之感，生活的孤独压迫着他。在这里，他越发感到自己是个东方人。每逢传统的中国节日，他总是要设下供桌，摆上丰盛的酒菜，遥祭祖先，跪倒供桌前，三跪九叩，恭敬如仪。
有一次，房东太太看到辜鸿铭跪在供桌前，叩头如仪。大为奇怪，问他：“喂，小子，你这样认认真真地叩头，你的祖先就会到这里来享用这些酒菜么？”
辜鸿铭的心大受刺激，一股怒气冒将上来，自尊心使他的刻薄和幽默同时爆发，彬彬有礼地答道：“想来，你们到处给你们祖先奉上鲜花，你们的祖先该嗅到了鲜花的芳香了吧！”
太妙了，这不过是一场小试牛刀的表演，他总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冷眼注视着西方人的世界，而西洋人的傲慢总是让他受不了。他在精心地从西洋人的宝库中挖出一副西洋镜。他要用这镜子，照西洋人的灵魂。他要用嘴皮子，用精神去战胜西洋人，维持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另一次，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前往市立图书馆，在等候公共车时，随便买了张报纸，车来了，他上了车。展开报纸，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恶意般地盯了周围的英国人一眼，把报纸倒过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周围的英国佬见此情景，个个笑得不亦乐乎，得意地嘲笑这个乡巴佬：“喂，快看这个乡巴佬，根本不懂英文，却把报纸倒拿着，还看得津津有味，装出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
辜鸿铭面无表情，听任这帮英国佬放肆地嘲弄着，等这些人高兴够了，才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淡淡地说：“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简直没有意思。”
这伙英国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中国人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窘得个个满脸发红，悄没声地溜了开去。
辜鸿铭的舌辩天赋，从此发端，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嘲弄起人来，他总是最兴致勃勃的。而此时的欧洲已经给东方人狠狠一击，这一教训使东方人开始注意起西洋人来。日本人的上层人物开始前往西方。伊藤博文，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就来到英国学习海军。不久，1877年，严复也来到英国，学习海军。两人曾在伦敦相遇，伊藤博文十分佩服严复的学问，才饱眼高的伊藤博文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两人学成归国后，却际遇大不相同。伊藤博文数度出任首相，引导日本走上繁荣之路，特别是1895年，甲午海战，打败犹自自视甚高的大清帝国，揭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子。严复则辗转流离，不得展其大志，郁郁不平，唯以译述西欧名著为任。他没有能在中国的舞台上一展雄才。最终只以他的笔把“物竞天择”的思想传到中国大地，鲁迅、胡适、蔡元培等大受其影响，此是后话。
当时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时，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称严复、伊藤博文与他同班，而且这三位东方学生在学校中占尽了前三名，辜鸿铭独占魁首。传说终归只是传说，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求学的辜鸿铭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学得一手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其二伍朝枢，其三陈友仁。”还有半个大约是王宠惠。
就在此时，辜紫云却在槟榔屿去世，去逝时，正当辜鸿铭毕业前夕，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先生，让他千万要保密，不要告诉辜鸿铭，让他继续完成学业，免得他忽遇父丧，辍学回去。
公元1877年，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在，辜鸿铭已经在文史哲上颇有造诣，语言功夫也不同凡响。布朗先生准备实施他的下一步教育计划——去德国学习科学。
年方20出头的辜鸿铭怀着兴奋激动来到了德国腹地城市——莱比锡，攻读莱比锡大学的土木工程。因为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良好的教学、物理、化学基础，勤奋刻苦的辜鸿铭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获得了土木工程师的文凭。课余，辜鸿铭深入考察德国的社会状况，精研德国文学、哲学典籍，为后来他在德国人中获得极高的崇敬奠定了基础。一战后，德国学界不知道辜鸿铭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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