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帮会是旧上海一大黑暗势力。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扛码头的有“码头霸”、偷钱包的有“扒窃霸”，还有“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中共华东局在进城前早有准备，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签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80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逐个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玻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
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玻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剩”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这些多少年被任意买卖、蹂躏、遭人鄙弃的女性，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同情和关切，许多人感动得哭尽管教养所里的新生活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怨伙食差，嫌劳动累；尽管一度有坏人造谣“政府要把妓女送到西伯利亚去”引起惶乱；但新的享有人的尊严的劳动生活，毕竟逐渐吸引了她们。她们有的学会了技术，转去纱厂当女工；有的到苏北安家落户；有的后来还当了干部。短短的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
这不能不使西方世界为之惊叹折服。
上海的棚户区“滚地龙”是有名的。沪西有个“药水弄”，陈毅亲自去看过了，还同破衣垢面的居民们谈了话，又请专管城市修建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去看。赵局长看后不禁叹息：这里四周烟囱喷灰吐雾，化学品气味冲天，猪棚似的小屋七歪八斜，没有路灯、自来水，也没有道路、垃圾箱，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陈毅在赵祖康面前摊开市区地图。市府已布置专人作了全面调查。陈毅指着一大片密麻麻标明的黑圆点说：“象药水弄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300多处，再加上几万户零星棚户，居民近百万。就是说每6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他和赵祖康及干部们反复讨论，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先解决棚户区吃水、用电及厕所问题，以后再逐步改造。
赵局长亲自带领扛着标杆的测量队来到了药水弄，改善棚户区的工程在上海全面展开。填坑修路，铺设水管、下水道，植树装灯，建立公共厕所……4年之内，全市有180多处象药水弄一样的较大棚户区，由国家投资进行了改建。1952年，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拔地而起。新楼成群，绿荫夹道，还有学校和商店，这在上海在全国都是第一个。陈市长曾多次去新村看望工人家庭，并亲自布置继续建造。
上海在变！没有了烟馆赌场，没有了舞女妓女，青、洪帮消声匿迹，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人们亲眼看到了化腐朽为新生的奇迹。
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拉吉积绍·辛格来上海参观，漫步街头与市民们谈话，回去后写了专稿《上海的奇迹》，其中赞叹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陈毅的女儿是1950年在越变越清净的上海降生的。连生了3个儿子，“男声齐唱”，未免单调，第4个终于是女儿，姗姗来迟，小名就叫姗姗。姗姗能凭窗远望时，她爸爸治理的上海是美丽的。
第四节 利用，限制，改造
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党内路线错误的发生，或是“左”倾或是右倾，都直接间接地体现在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
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建国后每当国内经济战线发生大的矛盾斗争时，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的市长，总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1950年3月，为彻底扭转10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2月份关厂53家，关店349家，劳资纠纷592起。
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预计3月份开学后全市私立中小学将有30％要停办……陈毅知道国家经过25年战争，经济已百孔千疮，收公债纳税款涉及国家全局利益不得动摇，可是——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来信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陈毅接见问需贷款多少能维持？答曰：200多亿。①陈毅应允加以考虑。但其它成千上万企业的困难怎么办？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
①折合后来币制改革的新人民币为200多万。新人民币1元折合老人民币1万元。本章下同。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开会要派人去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陈毅特地赶来嘱咐道：“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然而，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还有必要由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仍感无把握。忧虑何在？3个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明了当时自己的心情：“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踉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过去收税比较轻，多照顾，进步比较慢，量力而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生了动遥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照一照镜子并不十分象，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30年斗争锻炼的马列主义者，陈毅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3月12日，他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5000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税收责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人资本资金周转和定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电报发出，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又连续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与谭震林等一起出席，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3月24日，陈毅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第二次电告中共中央。同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税收问题的争论分歧上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