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但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这对朋友之间，从经济利益、经营方式到意识形态，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陈毅是他们的“诤友”，团结中又有斗争，扶持中又有限制。如1949年7、8月大米紧张，投机商大抢大囤，一些工商业家也惜款抢购，米价涨到6.5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一石，陈毅请来中财委陈云给工商界谈经济形势，明确宣布“政府将从东北等地调1.2亿斤大米到上海”，劝大家不要投机倒把。然而投机者仍不信，11月初涨到30万元一石。结果中央统调的粮食果真潮水般运到，每日抛售近1000万斤，米价大跌，囤米者只得压价卖出，全市投机米商蚀本一半以上，卷入投机的工商业家也损失惨重。他们领教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强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头”是要吃苦头的。当然，陈毅将他们思想改造过程形象地比之为“荡秋千”，这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次摆动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接管中常遇到些难办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陈毅听汇报后指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此次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
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她见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陈毅对朱青说：“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有漏洞有缺点。”几天后在会议上，他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1949年9月，陈毅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怀仁堂里各阶层各民族代表共商国家大事，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共庆祖国新生，这些富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场景更使陈毅感到“团结大多数人在我们周围”的重要。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陈毅印象很深，回上海引用过多次，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当然，对这一思想也有些干部不能理解。陈毅去京开会原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联系到国家给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工商业家以甚高的职位待遇，也有怨言：“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有段时间，起义将领吴化文住在上海，山东群众派代表来沪请愿，要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陈毅得知后明确指示：“坚决说服这些群众回去。吴化文听从我们党的劝告而起义，否则解放济南我们要多牺牲几万人。他有功，杀了他只能使我们党失信于天下，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群众代表被劝走了，而吴化文等人则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教育。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棋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这些，都说明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时具备的魄力和勇气。只有决心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才敢于并且能够这样广泛地团结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种团结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时他能立场鲜明地做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不要对什么都采取绞杀态度。在剧团、影剧院等等的整顿改造问题上，有些人批评夏衍手软，是很不妥当的。”这是陈毅在一次部队文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而埋怨夏衍手软。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上海文化事业得到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早在于伶从香港转经北平去丹阳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找他谈过上海文化界接管问题：“不要看上人家大光明电影院，不要接管，不要抢过来。主要是人，把人都团结起来就好办了。”
陈毅正是贯彻了这一意图，对之采劝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艺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坛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癖，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周瑟秦筝，胡笳羌管，陈毅似乎都有兴趣。知音难得，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而陈毅正有心要成为各种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他很明确：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与此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在推进上海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上，陈毅是不遗余力的。苏北籍工人平民爱看的淮剧受冷落，他亲自提倡扶持。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但必须每晚拉回以防空袭，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请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不胜高兴，晚餐时端起杯子亲自跑去向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种对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自然变成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召唤、激励和推动。
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尝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有个干部入城后数过，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街上共有764个妓女！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好杀外侨案……
这就是陈毅所面对的旧上海。解放了，但繁衍在这土地上的毒菌还在散播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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