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从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不久，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策划了袭击八路军的“陇东事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制造了以6个军的兵力进攻抗日决死队、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0多人的“晋西事件”；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区等；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与此相呼应，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继“平江惨案”之后，8月，顽固派又制造了“竹沟惨案”；11月，在茅山制造了杀害新四军二团独立营营长马烽、吞并独立营300多人枪的”镇江惨案”。一时间，乌云翻滚，山雨欲来。
为了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12月19日，陈毅亲自主持，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健全了党组织的建设。
会议后成立了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面分设苏皖特委、苏南特委和苏北特委，从党的建设上开辟了一个与军事布置一致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
对新四军的处境，中共中央十分关切。12月26日，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为此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了东南局和军分会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决定：南方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坚持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同意江南大力争取和发展苏北，但要求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这样，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军部时，项英主张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项英以此报告中央。
对于争取和发展苏北，陈毅当然同意。苏北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明显。
1939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赶回中原局。与中原局其他领导干部研究后，刘少奇指出：“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江苏北部发展，应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并于12月19日电中央提出正式建议。刘少奇的建议为中央所接受，使陈毅的目标更为明确。然而从后来陈毅发给中央及项英的电报看，陈毅对于“长征闽浙”和由苏南加强皖南，都是有异议的，相反，他的主张是皖南军部率主力到苏南，迅速增强苏南力量，而后向苏北及浙西发展。
中央书记处接到项英1月14日的报告后，于1月19日复电指示项英：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商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目前在我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我们主张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江南陈毅同志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中央的指示鼓舞了陈毅。他凭借着自己和项英个人关系亲密，到军部必同室而卧的有利条件，力劝项英将军部和皖南主力移到江南敌后去。
摆在项英面前的局势是现实的。向南发展的时机确实还没有到来，中央的意向基本上还是向北发展；皖南军部周围有国民党的7师之众，泾县云岭确实在虎狼窝内。从这一点看，江南敌后的条件就不同。在那儿，国民党军队不敢去，即便去了，也是少量的，摩擦起来，新四军完全有把握取胜。而发展苏北，项英和陈毅一致，认为两李确是中间派，大可联合，苏支、挺纵又已巩固好了前进阵地，今后也大有发展前途，陈毅还说苏南力量壮大了可以向浙西和苏北东部发展，这对项英也有触动，如果能在苏浙皖打开局面，当然是一个大事业。经过陈的再三动员之后，项英答应：军部和皖南主力可以东移，与江南部队连成一片。
第四节 断然的抉择
陈毅回江南指挥部后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迎接皖南主力东移和布置江南主力继续北渡，此时江南江北都亟需增兵！
江北部队已站住了脚跟，开始抗日游击，并准备东进敌后。江南抗日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敌我双方的战斗已越打越大。1939年11月8日，王必成率二团两个营和段焕竞率新六团一部，加上“四抗会”领导的樊玉琳、巫恒通、孔庆哲的地方武装，和日军在延陵附近的贺甲村展开了一场持续20几个小时的战斗。这是一场恶战，日军固守祠堂大屋，增援的日军又很快赶到，突入祠堂。新四军三餐未吃，淋雨受冻，但斗志坚强，进行艰苦的攻坚战，还与善于拚刺刀的日军进行了白刃格斗，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
这次被称为“延陵大捷”的战斗，歼灭了日军武村大队长以下170余名。这是一次与以前江南新四军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战斗。过去新四军打的是游击战，这一次打的是正规战，是运动攻坚战。过去对抗的时间都很短，这一次却相持了整整的一天一夜。这标志着江南新四军的成长，也更响地给日本侵略者敲响了警钟，以致日军又向茅山腹地大规模增兵。与此同时，国共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紧张。在三战区的怂恿下，国民党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率常备队残杀了延陵大捷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制造了又一次“镇江惨案”。新四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镇压了这个反动县长。
三战区随即派一个正规团（团长钟钟山）楔入茅山，蓄意寻衅；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又率3师之众紧紧围逼。因此，除了将兵力作适当调整，以便顺利迎接皖南主力外，陈毅还派出一个由作战科长吴肃率领的侦察组，在军部东移的线路上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勘察，并制订出整套应付突然袭击的方案，务求军部东移万无一失。
决定了军部东移的意向后，开初项英对坐镇江南，指挥向北向东发展的兴趣也很大。陈毅回江南后，为了配合陈毅的行动，项英把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也派到江南来，布置他到东路发展，以使东路和茅山、苏北成一有力的鼎足而立的局面。但是，随着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反共高潮的重心逐渐南移，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江南形势更是紧张，军部东移江南的决心又动摇起来。军部有大机关，有电台，有医院，有工厂，有家属，有图书馆，有服务团，在搬动过程中如遭敌顽袭击，后果很难设想。1940年3月，军部派袁国平到苏南，借传达中共中央2月1日发布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机，同时向陈毅进行解释。
军部突然改变主意以及决策的犹疑不定，使陈毅大为失望。中央2月1日的决定明确强调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军部东移，江南主力向北展开，正是十分有力的一着。中央军委根据中央2月1日决定的精神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在敌后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使之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并再次指示：“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军部改变主意，实在使陈毅焦急。
陈毅给袁国平解释：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开，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他认为，南边有顾祝同、冷欣，北边有李品仙、韩德勤，这4个摩擦专家硬要摩擦，新四军回避不了。待到顽固派“摩”上头来再考虑行动，无论北上东移都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目前军部东移，顾祝同来袭击，也并不可怕；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进，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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