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分局的这些决定和部署，在战略指导上只是局部的转变，还没有把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从“三角地区”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主动打击和牵制敌人。
在12月，陈毅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先后于1日、20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了8条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就概不加以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
但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陈毅作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2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
1月份，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直至2月5日，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称“决议详情续告”。
2月4日是阴历元旦。2月7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由翟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个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翟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①他们在2月24日于水口村被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仅邓子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谭震林会合。
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参予决策和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张，不宜再等“续告”，急需提前行动。于是决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部队迅速由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贡水之南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同时，安排翟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英妻子）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①到禾丰后，2月13日，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决议指示：“1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
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机活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必须“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27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心情振奋。它为中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
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甫、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在2月中旬才下这决心，在中旬未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9路突围中，有3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1个连去闽西。
其他6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其中有中央分局委员贺昌、梁柏台以及阮啸仙、刘伯坚、周以粟、廖昔昆、杨英、李翔梧等。
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陈毅负责疏散安置。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祠堂里，陈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陆续动员疏散了4000多人。这次，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
2月28日，项英、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
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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