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回川以后，陈毅一直给《新蜀报》写稿。《新蜀报》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许在报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军阀根本利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陈毅回川后在为勤工俭学生奔走中写的许多富有现实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这些文章的见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担任主笔，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很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重庆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许许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可也因为这样，很快引起了当权者的忌恨。当时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据有重庆。在一次宴会上，杨森的秘书长公开对陈毅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陈毅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陈毅自己曾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陈毅继续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不久，更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篇据别人回忆题目为《论民众武装》的猛烈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杨森，“被礼送出川”。
在《新蜀报》工作期间，陈毅结识了共产党员肖楚女，虽然他们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但在为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奋斗中成了知交。临走时，陈毅推荐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报》的职位，为共产党保持了一个宣传阵地。
这是1923年10月的事。陈孟熙和金满城多次来信，介绍北京中法大学的情况。陈毅于是决定先去北京入学，再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乃经武汉转道到北京进入了设于西山碧云寺的中法大学。
入学后不久，1923年11月，经过中共北方区委的考察，由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第四节 “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陈毅转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孙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于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确定了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组。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入党不久，经上级组织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西部区18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这时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党的会议，把北方区党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并对共产党在学校内工作和附近农村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汇报、总结。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气蓬勃，正如中法大学的校长李书华以后说的：“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是在搞革命”。
为了反对校政的腐败，由陈毅等7人署名上书校方要求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并因此陈毅等7人被校方开除学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长时间的罢课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陈毅忙得废寝忘食。斗争的结果，虽然宋春舫没有被撤换，但学校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陈毅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学金满城，还有在北京新认识的同学李嵩高，都喜欢文学。这样，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他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
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李嵩高等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
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也是陈毅“只好卖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代表，陈毅还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工作，参加领导北京各校的斗争。当时，中法大学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中是最不成规模的，人数既少，组织也松散，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宿舍和伙食单位都没有（同学们只好经常吃小饭馆）。但是，每次示威游行，中法大学的学生却表现得很有力量。有一次学生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陈毅率领中法大学的队伍迎险而上，使游行队伍得以突破警戒线。据当时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农大学生，共青团北京西部委书记乐天宇1980年3月回忆，陈毅在各校学生积极分子中很有威信。每当类似这样的时刻，同学们总是喊：去找陈毅！去找陈毅！
“1925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党批准我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三个代表：李大钊、张国焘和我。我同时还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①从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于北苑召集军政会议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到这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抵达北京后，北方国共合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方区委），由李大钊负责。而李大刽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设于翠花胡同8号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简称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影响，其中的领导骨干和工作人员多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分子。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
但是，重新被拥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的段祺瑞对孙中山毫无诚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右派迅速分化，7月23日，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对孙中山的逝世，陈毅是悲痛万分的。他写诗赞颂孙中山是“光明的战士”、“民族的母亲”、“吾族空前的英雄”，带领同学们参加护灵守灵。
对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陈毅当然义愤填膺。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包括对冯玉祥以及对国民党内的力量变化，他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人主张依靠冯玉祥”，他“认为到时候冯是会有变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他“认为那些左派已经腐朽，应该创造真正的左派”。在斗争实践中，陈毅还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革命主力军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割”的“工人和农人”。他在《谁是救国的主力军》①一文中，生动而慧眼灿然他说：“我们和他们谈什么国魂、民族的遗产，他们虽然不懂，即对于我们痛苦流涕的宣讲，他们也诧异莫名其妙。但我们与他们说：‘现在米价一天贵一天，而且是永远贵下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我们凭这一点也要起来自救！你们试看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谁个不阔绰，坐汽车、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们同胞则面黄肌瘦，无可为生。这便是外国强盗抢了我们。中国的军阀与强盗勾结，来抢我们。现在强盗抢了我们，公然在上海、汉口、沙面、安东杀起我们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归路不是饿死，便是被杀而死。
①北京《京报》1925年7月28日副刊《民众周刊》第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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