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等在《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中，还记载着：“至10月……13日上午，里昂官厅来营报告，说中国政府来电，无法解决你们，决计送你们回国。今晚11时动身赴马赛，明天由马赛起程回国，不准要求，不准反抗，命到必行”。同学们被武装军警偷偷押到马赛，强行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10月14日被遣送出境，“一直押送到上海”。
从9月初“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与勤工俭学脱离关系到10月14日被押回国的将近一个半月中，陈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大量工作。
他代表勤工俭学生起草宣言、通告，撰写报刊文章和宣传传单，担负起了制造舆论的主要任务，同时四出奔走、写信，向旅法侨团和国内各界呼吁募捐，以解决同学们的生活问题。被关押以后，他积极与各方联络、谈判，组织同学们进行斗争。10月10日所进行的被称为“三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十日）的绝食斗争，使中、法当局大为惊恐，并赢得法国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第三节 入团入党
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由蔡和森、李隆郅、陈毅等负责，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为了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也怕引起反动当局的过分注意，当时已经很红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这样，1921年11月23日陈毅一行回到上海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了陈毅肩上。
被押送回国的学生，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准备，行李不及带来，无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陈毅不但必须向国内父老说明此次归国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奔走解决同学们的食宿医疗诸问题。从11月23 H至12月12日的20天中，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告，座谈讲演，四处奔走，各方联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为留法的一些同学争取到了部分经费（如宁波同乡会就先汇2万法郎资助在法的10名宁波籍学生），为被押送回国的同学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费、路费和转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条件。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商量后，选派了各地的代表分头回到各省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自己则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
临行，蔡和森找到陈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后又潜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国后，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了解陈毅。他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
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道：“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遥”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夙愿。这样的作家，信仰共产主义，可以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只是不想受组织的约束；而是想以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而且，他感到肩上还担负着没有完成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勤工俭学同学奔走。他答应给党发行书刊。而后，于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庆。
和陈毅同行的有另两位代表黎纯一、喻正衡以及周钦岳等一部分同学。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军政巨头更迭频繁。这时，总节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庆后，立即设法面见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一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
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谋一根本解决办法。他们告诉陈毅等人，归国同学在上海发的各种函电、通启、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们已责令各县筹款接济，并已致电驻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归国。他们并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保路风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
然而，只闻雷鸣，并无而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点具体结果。原来，刘湘等既想出面解决以博令名，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因此，与掌握路款的代表推来推去，延宕不决。其间，却由杨森出面聘请陈毅等到他们军队当“秘书”。陈毅断然谢绝。
陈毅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为了寻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陈毅在重庆奔波将近半年之后，赶到成都。
成都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黎纯一等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希望破碎了。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好在这时他已开始为中共发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上海别后，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联系。他把回川后的情形及时写信告诉他，他则把该发行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小册子寄给陈毅。学习了这些东西，十月革命道路之应用于中国，在陈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来。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家更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大伯、四叔、么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10来亩田为生。陈家已完全沦为赤贫。
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回乐至后都询问过许多地方。但是，“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乡到处受到歧视，使他感到周围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会心理，最难改变的旧势力。这时，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了。
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中国，陈毅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
1922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①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披是：春待来年。
①陈毅：《选择革命和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7页。按：陈毅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应聘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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