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曾说，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场革命。因此，当有钱的学生说，有钱人应该出钱雇人把过激党打垮的时候，他便反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富人卖命”。
当然，在陈毅心目中，这时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①他要认真地学习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也劝孟熙不要轻易接受什么“主义”或“思想”。
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7页。
在蒙达尼补习几个月法文后，陈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里西门外的一个工厂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国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这个厂也是大厂，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成都的兵工厂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陈毅以为，进入这样的工厂，一定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文明了。谁知一进工厂，他就发现“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②首先给陈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厂内阶级森严”。“法国工厂是工头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以下有总工头，工程师，监工，小工头，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他们不但“常常拿身份来凌辱工人”，“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这是陈毅“极不满意的”。③
③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年6月14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47页。
陈毅入厂之后分配的恰恰是处于这个森严等级最下层的“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不仅如此，外国工人还比法国本国的工人多受一层歧视。“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令人更难当了”。象陈毅这样的外国勤工俭学生，由于“能力不强，技艺不熟，语言不通”，当然就更“大吃其亏”。这在陈毅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他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国”，以为到处都会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种自由平等的“车揖马下”之风。这料想不到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从工厂内的生活，他得出结论：“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①其次，是法国普通工人“差吾国贫人不远”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货物销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大批取缔”而出。在厂的工人，如是靠一人养活的几口之家，生活已经困难。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无依靠了。“常见工人被辞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①陈毅：《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1921年7月10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54页。
再有，就是陈毅感觉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那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陈毅和法国工人相处得稍为熟悉一些之后，法国工人就教给他种种磨洋工的办法，以发泄对资本家的不满。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人们就举行罢工。陈毅入厂不久就碰到过罢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陈毅还带领同厂的几个留法同学和孟熙一起参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一次陈毅工伤休息，同厂的许多工人来看望他。他们对厂方只准陈毅“休息三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大为不满，公开“骂资本家没良心”。更使陈毅惊奇的是，法国工人对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名字都很熟悉。陈毅十分具体地感到，工人和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有“兵大爷”们撑腰，“很不容易至于失败”罢了。陈毅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
在这个“罪恶的渊薮”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也象梦幻般地破灭。他原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就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用自己的“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可是，一天12法郎的工资，除可糊口外，要想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经困难；做工、自理生活，时间很紧，“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蔡和森鼓吹的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陈毅面前明亮起来。蔡和森介绍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使他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这是陈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也是他在后来写的《选择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动”。从此，陈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
入厂3个月后，陈毅被提升为技术工，工资也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了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这时，陈毅的思想进程发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积蓄就有可能在法国读书，将来上正规大学，以“求最后的胜利”，“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太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是没有变的。
他只是不想直接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是想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在这段时间中，他读了大量的法国及西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的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提高了一大步。不过，这种游离的时间也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这现实，就是法国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中国国内的旧势力给勤工俭学带来的重重障碍。法国战后的经济困难，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了。而外籍工人首先成为这种转嫁对象。陈毅的好友周光炜被从勒哈佛尔解雇回巴黎了。
提升为技术工不久的陈毅和孟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同学已要求国内寄钱，而国内的景况又是十分糟糕。陈家更甚。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已使陈家趋于赤贫，以致连妹妹世芳的婚事都无法料理。两兄弟只得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寄给家里。依靠积蓄上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四川同学安子初在紧张的劳动中喝了化工厂的自来水中毒身亡的重大变故。
陈毅深切地感到了“国内旧社会”和“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的痛苦，也进一步看到了自己无法与之分离的整个勤工俭学的艰难前途。这推动着陈毅，使他又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靠紧起来。1920年冬，他参加了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颜昌颐他们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以后的旅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组织，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该社宗旨。①但是工学世界社还只是群众组织，当时公开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争取勤工俭学生的出路。陈毅所走上的，是热心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道路。
①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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