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高等小学快毕业时，正是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国称帝和反袁浪潮高涨之日。“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口号也更响亮地提了出来。陈毅曾反驳一位遗憾四川没有出过皇帝的老师说：“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现在要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①而这期间，由于陈毅祖母的去世，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困难，陈毅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大洋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不得不租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国家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结合起来，华德高毕业后，陈毅走上了学工的道路。1915年下半年，他先在成都工业讲习所读了半年，然后于1916年初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校）开始学习染织专业。
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页。
但是，这时陈毅“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学工、关注政治和倾心文学成了陈毅发展道路上并行的三个方面。
从1916年初到1917年底，陈毅在甲工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中，反袁反帝制斗争的迅速胜利，使他看到辛亥革命所激起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帝制的意志还是有强大潜力的，但是，紧接而来的却是遍及全国的军阀战争，四川是军阀混战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战乱中，陈修和和陈孟熙都差点儿丧命。陈孟熙说，军阀混战“是以后促使仲弘投身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陈毅也曾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引起了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他开始有意识地抨击时事，并带领同学们“闹学潮”，在甲工校里成了头角峥嵘的人物。同时，由于他踢得一脚好球，“陈Forward”（足球前锋）成了成都学界有名的“五虎”之一，使他在甲工校外也有了一些名气。这一时期，陈毅“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义思想”。①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恰在这时，吴玉章等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了。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
①陈毅：《选择革命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19页。
考入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除了寻找出路和出洋镀金的目的之外，许多人的确同时抱着到西方强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宗旨，即如陈毅所说的“转输文明”。预备学校的教师，也几乎全是留法或留比的学生。因此，当时学校里政治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五·四”前夜的中国，救国救民的主张无奇不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关税救国”……陈毅兄弟俩和同学金满城、杨持正、周光伟、夏时烁、陈中凡等也受这些主义、思潮的影响，经常谈论、争论。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对法国革命的初步了解，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陈毅头脑中渐渐明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主导方面。
1919年春，陈毅和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考取官费留学（共30名）的资格。6月1日，他们离开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这时“五·四”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在上海了解到“五·四”的精神以后，陈毅的思想就迅速地转到“五·四”新潮流上来了。
恰巧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日子。消息传到上海，各界兴奋，万民欢呼，还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陈毅深受鼓舞，也约孟熙、金满城等几个同学积极参加到示威游行和庆祝集会中去。
在上海滞留的一个半月中，除了联系赴法船只和参加一些零星的集会及示威游行，陈毅他们主要是在上海观光和听一些当时的社会名流的讲演。特别是吴稚晖和康白情，一个宣扬“反孔”，一个介绍“五·四”，都使陈毅的思想发生激烈震荡。
康白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主要给同学讲“五·四”运动情况，“号召我们起来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他介绍大家读《新青年》，读《华盛顿传》、《孙文传》、《拿破仑传》……于是，陈毅去搜购了大量的《新青年》和伟人传记阅读，很快，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在陈毅头脑中溶为一体，变成了他信仰和崇拜的东西。
8月14日，陈毅一行登上“麦浪号”从上海起锚赴法，经过了59天的艰难航行，于10月10日到达法国南部的大城市马赛。对于“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陈毅曾这样总结：“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①大体说来，这是陈毅抛弃封建主义思想和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次动荡。
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页。
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启示
由于“麦浪号”是艘货船，设备很差，而且“船中位次甚劣，饮食尤恶”，酷热、晕船，加上沿途又目睹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惨状，使本来应该是十分愉快的这次旅行变得如同苦行。陈毅在船上患了脚气病，半身浮肿。他是被人背下船的。他和孟熙在马赛华工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病愈出院，1919年底，从马赛乘火车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刚到巴黎，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
几天后，由华侨协社安排，陈毅去蒙达尼中学专为勤工俭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不久，蔡和森等也被分配到这里。从这时开始，陈毅与蔡和森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同教室听课，蔡和森与陈孟熙还同一课桌。
由于受“五·四”精神鼓舞，且存法国的自由环境，在蒙达尼，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热烈。势力较大的有由追随李石曾、吴稚晖的同学形成的无政府主义派，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和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一批湖南籍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等也都有人信奉。陈毅完全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不过，只有蔡和森等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陈毅觉得新鲜强烈，有吸引力。因为陈毅他们虽然在1918年春夏间就已接触过“社会主义”，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而蔡和森他们明白宣称中国也应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时，陈毅曾了解过那嘲过激派革命”。当时他只知道，那是“过激党和富人作对，搞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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