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忠由贬地岭南高要县被召回朝做了宰相，在韦后和武三思倒行逆施、大肆迫害朝中忠良时，却表现得一反常态，不再向中宗强谏，只是上朝来下朝走，与时俯仰。这是为什么？
原来今日魏元忠已非昔日之魏元忠了。
如前所述，武三思假托武则天的遗诏，加封元忠“百户”，已使他感恩戴德。元忠一生清贫，虽然也曾做过几次高官，但按当时唐朝给官员的薪俸，也只能勉强度日。他又不贪不占，以致有时还得寅吃卯粮。现在有朝廷封他的“百户”，也就是百户人家的税收不交给国家，而是依法供他使用，他家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俗话说，“饱暖思淫逸”。他在温饱之余，已经感到过去那种由于仗义执言使自己几次险些丧失身家姓命，几次流放外地，闹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实在有些划不来了。
元忠是个刚烈的性格。跟他来硬的，他比你还硬；可是要跟他来软的，他就也容易软下来。特别是他的做人准则是“受别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之报”。在武则天当政时期，虽然武则天对他实行的是又打又拉的手段，可是元忠总认为几次冒险都是武皇把他从刀口下赦免下来，武皇之爱才惜才，他是感受尤深的。他特别没有想到，武皇临终时还惦记着他这个贬官外任的芝麻大的高要尉，这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检讨在武皇生前他太爱顶着风头干，太不给武皇留面子了。这种深深的内疚，就使他似乎感觉欠了武家一笔债，所以对武三思的所为，他就变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了。
再有，他的年龄毕竟已经老了。多次的被流放被贬使他得了一身病。身体的衰病也迫使他不可能再铤而走险，他总希望在自己的余年，不要再发生什么变故，因为他的身体也实在经不起再折腾了。
最后，他对发动神龙革命的“功臣”有一种异己的情结。他总觉得他和“五王”等人并非同道。他们在起事时，明明瞧不起我魏元忠，连个招呼也不打。他们大概是不相信我魏元忠吧？大概是怕我会夺了他们的头功吧？士为知己者死。既然你们不是我的知己，我何必为你们两肋插刀呢？所以后来武三思驾空贬流“五王”，处决王同皎，他都没有表态。
魏元忠的转变，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官员身上具有典型性。他开始变得外圆内方，变得丧失棱角，变得求稳怕变，保身保命保官。他这些变化，当然令一些具有正义感的朝臣，令一些寄予他厚望的朝臣，大失所望。
但是魏元忠心中也并非没有矛盾和苦闷。他近来也看到朝廷的腐败混乱使得国事日非。他也感到武三思的淫威咄咄逼人，感到韦后肆行无忌地干政已使中宗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傀儡，也感到朝中又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气氛。但是他权衡利弊，认为自己既然无力回天，那么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时有一位酸枣尉袁楚客，曾郑重其事地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说：
“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公当进君子，退小人，以振朝纲，然公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
“仆以为，当今之政，广有十失：
“今不早立太子，择师而辅之，一失也。列位公主，开府置属僚，造成官滥财丧，二失也。宠尊僧道术士，使之游走权门，妖言惑众，借势纳贿，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官秩，四失也。有司选官，不以贤才为准，却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幸宦官，宫中殆满千人，此为长乱之阶，六失也。对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两千余人，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竟出宫外置产便居，出入无禁，为交通请谒、买官买爵者，广开后门，九失也。左道邪教，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
“凡此十失，若令其滋长蔓延，必乱国乱政，为奸臣窃国、蛮夷来犯大开方便之门。
“公位极人臣，德高望重，为朝中所仰。今长享国禄，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
元忠看到这封信后，只是长吁短叹，脸上发烧。他认为袁楚客在信中所指出的也确实恰中时弊。不过，如果让他奏明，一定会引起朝中轩然大波。他已没有勇气向皇上转奏，只有把这封信束之高阁了。
不过，要说当时朝中的官员都成了唯唯诺诺、保身希旨之人也不尽然。有一位后来成为大唐名臣的宋暻就脱颖而出。
当时有个处士韦月将上书朝廷，告“武三思潜通宫掖，与韦后淫乱，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将来必为逆乱”。
中宗看后，气得浑身发抖，他不管月将说的是否实情，即命将月将斩首，并命宋暻执行。
当时任黄门侍郎的宋暻接旨后，从行列中站出来说：
“启奏陛下，臣以为此案应先由大理寺审问。如确属诬告，再以法论处。不经审理即予斩首，臣恐会蹈前朝覆辙！”
中宗当时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气急败坏地宣布退朝。
当朝臣鱼贯退出朝堂时，不想韦后在帘后发了话：“怎么他们连你这皇上的话都当耳旁风了。陛下还不告诉他，非执行不可！简直是反了！”
中宗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正在退朝的宋暻，拦住他，说：
“朕刚才说立即斩首，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你难道要抗旨吗？”
“陛下，有人说宫中私通武三思，陛下连问都不问是非曲直，就下令斩首。臣恐怕朝野必生异议。臣还是坚持无论如何要先审问后再定夺。”宋暻镇定地说。
中宗气得脸红到脖子根，大声喊道：
“朕受到这样的污辱，你们这些作臣子的，不但不为朕雪耻，反而还替反逆说话！他污辱皇后，污辱朕就该死罪，还走那些形式干什么？你说，你说！”
宋暻突然跪在中宗面前，把自己的乌纱帽摘下，用手举着，激动地说：
“陛下一定要斩韦月将，请先斩臣好了。否则，臣终不敢奉诏行事！”
中宗没想到宋暻如此坚决，竟然将自己身家性命都搭上了，心中若有所悟，怒气也就消了一些。
这时，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大理卿尹思贞都走过来，拱手立在宋暻的后面，说：
“陛下必欲斩月将，也不是时候。现在是夏天，如果斩他，也有违时令。”
中宗于是下令将韦月将处以杖刑，然后流放岭南。
这件事震动了朝野，大家钦佩宋暻以死护法的勇气，并且对宫中淫乱议论纷纷。
当然，受刺激最深的当属韦后和武三思了。因为竟有人敢于公开揭他们在宫中的丑闻，让他们的脸在人面前丢尽。
不杀韦月将，何以出这口恶气！不杀韦月将，恐怕第二个韦月将、第三个韦月将很快地冒出来。怎么办？
武三思通过韦后下了一道密令，用快马送到广州都督周仁轨府中。
周仁轨当时在广州拥有重兵，是广州地面的“太上皇”，并依法监管所有流放到岭南的流人。现在让对流人韦月将“便宜行事”，那对他来讲，比捏死一个蚂蚁还要简单。特别是他早已看出，现在掌握朝中实权的并非是当今皇上中宗，而是韦后和武三思。今后自己要想进一步升官发达，非要投奔到韦、武麾下不可。他正在计划将一大笔金银财宝送到京城打通关节，没想到韦、武却来烦他办事。这不是“天赐良机”了吗？
果然韦月将刚到广州，即被周仁轨收在大狱中，根本没有到指定的流放地去监管劳动。
到了暑去秋来，秋分刚过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韦月将就被拉出大狱，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被斩了首。
他的一块头皮被揭下来，连同他处决前按的手印，一起放在一个锦匣中，再附上一封周仁轨的密信，用快马十万火急地送到京师，由秘密渠道送给韦后和武三思。这时韦、武二人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武三思备了许多财礼赠给周仁轨，并写了一封慰勉信。信中对周出色地完成任务予以嘉奖，并告他今后与宫中直接联系的渠道，并许愿将来有机会一定升他的官。周仁轨从此与宫中联系频繁，成了韦后和武三思的得力干将。
武三思为什么对周仁轨如此恩赏呢？
因为按当时朝中规定，秋分以后，要对重犯重新审查一次。如发现判罪不当，可予减刑或释放。如果万一查出对韦月将处理过重，也可能给韦月将减刑。周仁轨这么快地结果了韦月将，就绝了韦月将生还的后路。如果再有敕书为其减罪或召还，因他已被处决，也就来不及了。
那么宋暻呢，他在朝中公然不执行对韦月将的处决命令，而且在中宗面前据理力争，难道说这就没事了吗？
当然不是。睚眦必报的武三思当然饶不了这个危险的政敌。他非要拔掉这只硬钉子不可。
果然，不久就下了一道敕令：
“命黄门侍郎宋暻出为检校贝州刺史。”
宋暻只好离开京都，到一千七百多里外海边的贝州上任去了。但他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他知道，只要韦、武当朝，后面还有厄运等着他。但他已经下定决心，除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不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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