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怎么会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发生交往呢？其实这是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的。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中国“防贤”，他们找过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吴佩孚和孙中山。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组建中国革命组织问题时，就带来了“联合吴佩孚”的任务。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梦幻家”，而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中国“最好的军阀”，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
1921年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中国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主持制定了“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根据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李大钊从1922年初开始通过他的同窗好友、吴佩孚的主要幕僚白坚武与吴佩孚接触。
共产国际之所以认为吴佩孚是“可以合作的人物”。这与当时吴佩孚的政治表现与标榜的政治主张有关。落魄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秘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博得了舆论的好评，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北洋军阀集团中倾向人民的“英雄”，将其捧为“救时之伟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才“在北方找过吴佩孚”，远东局才确定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思想和行动。李大钊与吴佩孚接触不是个人行为，是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取得共识的，而且陈独秀也通过李大钊会见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
在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派霍德列夫到保定会晤吴佩孚。这是因为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获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核心人物，依靠奉系军阀上台的总统徐世昌被迫下野，吴佩孚力主黎元洪复职，主张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实现中国统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于1922年6月7日去保定与吴佩孚会谈。会谈时，李大钊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社会公认的“好人政府”，还与吴佩孚商谈了新内阁与苏俄建立关系的问题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问题。根据这次商谈，当年8月苏俄派来新的代表、特使越飞，使得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的关系得到改善；吴佩孚还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的“四大政治主张”。尽管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主张，是怀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权益。
1922年秋天，李大钊又两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晤。这主要是为执行党内制定的“孙吴联合”主张，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实现南北统一的革命局面。这一年的9月，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精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为此李大钊到洛阳会见吴佩孚，通报了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便争取吴佩孚，实现“孙吴联合”。一个月后，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会见吴佩孚。吴佩孚当时表示支持孙中山，实际上是想用此来粉饰南北统一局面。李大钊的两次洛阳之行，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1923年2月7日，汉口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公然下令镇压罢工的铁路工人，在江岸车站杀死工人30多人，杀伤工人200多人，林祥谦等罢工领导人壮烈牺牲，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也被杀害。得知这一凶讯，李大钊对于这么多阶级弟兄的牺牲，心如刀割，悲愤交加，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他与白坚武多年的友谊。对吴佩孚，他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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