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26年的杨帆终于在1980年平反昭雪了，一桩冤案终于云开雾散，大白于天下。
杨帆，原名石蕴华，于1912年生于江苏常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南京“救国会”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文化界的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率领上海人民慰问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随后留在皖南，担任项英的秘书。此后，他的工作虽有调动，但一直在根据地做保卫、联络和调查工作。上海解放后，担任过公安局的副局长和局长。1954年被捕，直到1980年4月才得以平反。
潘汉年是在1943年审查杨帆时认识的。
1942年10月，担任延安整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借延安整风运动，搞了一次“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次运动，以虚假的“坦白典型”为案例，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使得很多无辜者遭到残酷的迫害。杨帆就是其中的一个无辜者。他之所以受到迫害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推理”和想象。
1943年，27岁的凌子风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历经艰险来到延安。不巧的是，当时正在大范围地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当时，每个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要写份材料介绍自己是怎样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怀着怎样的动机来延安的。单纯的凌子风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奥秘。在“材料”中他如实地写道：在南京戏校读书时，老师石蕴华介绍他加入南京救国会，开始受到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倾向革命，才投奔延安来的。不料，康生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推理”：南京戏校的校长是国民党顽固派张道藩，他是国民党CC派特务的主将；而石蕴华是这个学校的十分活跃的教师，一定与张道藩关系密切，是CC派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推理”，致使厄运降临到杨帆的头上。康生当即给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发密电，将杨帆逮捕。
杨帆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与张道藩的关系，也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派特务。反复审问没有结果。饶漱石就派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潘汉年来审问杨帆。潘汉年长期在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知道南京的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组织，将救国会与CC派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审问之初，潘汉年听了杨帆的“交代”，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但需要调查取证才能向上级汇报，解除对杨帆的怀疑。此时的杨帆，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还写诗词表达自己的蒙冤心境和对新四军首长及朋友的怀念。在潘汉年接手之前，为了套出杨帆的“口供”，特意在杨帆的牢房里安置一个假叛徒真内线的人物。他将杨帆写的诗词以喜欢为名抄下来，偷偷地交给潘汉年。潘汉年从杨帆悼念项英，同情被贬抑的陈毅的诗词中，更感触到杨帆的冤情。于是他写了两首诗，派人暗自送给杨帆。其中一首写道：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
咫尺天涯几许愁。
诗中暗示出对杨帆冤案的同情和自己暂时无能为力的心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工作，杨帆的特务嫌疑得以解除，获得释放。从此，潘汉年与杨帆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胜利后，潘汉年出席“七大”后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杨帆则成为潘汉年的继任者，担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副市长，杨帆则是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市公安局局长。他们合作得十分默契，也是很投缘的知心朋友。但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又将杨帆卷了进去。1954年12月31日夜晚，杨帆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有专机等待。从此，杨帆一去不复返，音信杳无。第二年的3月，潘汉年则以特务的罪名被捕。
1978年年底，在妻子李琼的反复申诉下，杨帆获准保外就医。此时的杨帆双目失明，神经错乱，三个下乡的女儿回到上海照顾父亲，他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孩子。直到意识清晰后，才知道这三个照顾他的“护士”，是他的亲生女儿。1980年，杨帆得以彻底平反昭雪，但他还是关心他的老上级潘汉年的遭遇。直到潘汉年在1982年平反后，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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