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时，乘坐的飞机途中失事，包括团长郑振铎在内的几位成员都不幸遇难。其中就有北师大教授谭丕模先生。
谭丕模先生的老朋友陈翔鹤从广播中得到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几天前，他还亲自到机场为谭丕模送行，怎么几天间就被分隔在阴阳两界？他感慨于生命的脆弱，茶饭不思，沉浸在他们几十年的交往中。
这两位年龄相仿的朋友是在1930年代相识的。当年陈翔鹤与冯至、杨晦等北大同学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而谭丕模在北师大毕业后，在北平《新晨报》当编辑，并在北平文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文化动向》当主编。由于这种既是编辑同行，又同是进步文学社团的成员关系，他们在聚会时相识了。或许是他们对文学共同的执着追求，从事的编辑工作又有着相似的特点的缘故，从相识之日起，他们就成了很合得来的朋友。
他们的友情很深厚，关系密切，往来较多，但在交往中却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从不在交往中注入利益关系。
当年，中国文学史的体系还不健全，谭丕模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在1935年的冬天，完成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纲》的初稿。他拿着这部手稿去找陈翔鹤征求意见。陈翔鹤为好朋友写出的“文学史纲”感到无比高兴，就用几天的时间，仔细地阅读了这部手稿。事后，他们交换意见时，陈翔鹤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对“汉赋”的评价，谭丕模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价值；而陈翔鹤则认为对“汉赋”不能一概否定。“汉赋”中的短篇文章，属于抒情散文，很有文学价值，只是那些公牍、记载类的应用文价值不大。在他们交换意见时，总是心平气和地说出各自的观点，即使是陈翔鹤说得直爽一些，谭丕模也从不发火。有的问题谭丕模自己有看法，暂时接受不了，他也只是说：“我再想想。”后来谭丕模集思广义，进一步修订了这部“文学史纲”，在许寿裳主编的《台湾文化》和朱自清主编的《语言与文学》上连载后，社会反响极好。这部“文学史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凝结着陈翔鹤的心血的。
抗战爆发后，他们都撤离了北平。谭丕模回到湖南老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又到大学教书。陈翔鹤则回到四川老家，也入了党，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老朋友分处异地，但他们追求着共同的事业，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在1953年的冬天，这两位老朋友又相聚在北京。谭丕模从湖南文联主席的任上调北京师大担任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恰在这时，陈翔鹤也从四川文联副主席的任上，调到北京中国作协，筹备出版《文学遗产》。这是个学术理论期刊，作为《光明日报》的专刊出版。办刊之初，人手不足，需要聘请编委出谋划策和稿件把关。对此，陈翔鹤首先想到了谭丕模，聘请他担任编委。这两位老朋友又有机会经常见面和聊天了。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又使他们联系的更紧密。这段交往对他们各自的工作都有促进，谭丕模从陈翔鹤那里得到很多古典文学的信息，丰富了教学内容；而陈翔鹤通过谭丕模召开北师大学生座谈会，及时地了解到青年读者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促进了《文学遗产》的编辑质量不断提高。他们的友谊相得益彰地促进了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默契合作仅仅几年，就因谭丕模罹难而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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