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的先。之见。研究表明，使欺骗对象进入他倾向于采取的方向，比使他进入与原有想法背道而驰的方向要容易得多。欺骗对象的倾向性越强，他越可能忽略或曲解与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相一致的情报。欺骗者的任务就是提供强化对方倾向性的线索，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与这种倾向性不一致的蛛丝马迹。一段而言，被骗者容易产生自我欺骗。绝大多数欺骗之所以会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被骗者的自我欺骗。
如“巴巴罗萨”行动之所以能取得突然性，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认为，德军在结束西线战事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在此之前，德国在东线的兵力集结是为了讹诈苏联，以便从苏联得到更大的好处。一切有关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都是帝国主义散布的、有意挑拨德苏矛盾的谣言。正是这种自我欺骗，使斯大林在情报机构发出大量警报后仍执迷不悟。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由于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倾向于以色列一方，阿拉伯国家将无法对以色列开战。阿拉伯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先人之见，在战争准备阶段大力贬低阿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以色列人的信心。
如何克服敌方的战略欺骗？研究者认为，虽然加强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有助于发现敌人的欺骗，但这并不能确保克服敌人的战略欺骗。对欺骗保持警惕，也许能使情报人员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资料，但也会使情报人员疑神疑鬼，对所有的“信号”都抱怀疑态度。如果欺骗本不存在，提高警惕性可能会使情报人员产生存在欺骗的错觉。如果确实存在欺骗，而其目的只是利用和增强对方的先人之见，提高警惕性可能使情报人员拒绝考虑那些相反的“信号”。情报人员一旦认定“信号”不可信，其先入之见必然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被看作欺骗性的、因而不予考虑的“信号”，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与先入之见不相符合的“信号”。
亚伯拉罕·本维茨认为，在估计迫在眉睫的进攻时，若对战术迹象予以重视，将战术迹象与战略假设分开，可能会减轻敌人突然性袭击的程度。他认为，战略假设有大量情报资料为根据，通常能维持相当长时间，而战术迹象是有关敌人进攻准备或意图的具体报告，它表明事态正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将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分开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将原有想法与新“信号”分开。本维茨提出，只要战略假设与进攻迫在眉睫的战术迹象发生分歧，情报人员就应感觉到某种直接威胁，并进行适当的准备。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发生分歧，占上风的总是前者。本维茨建议，在决策过程中，应给予战术迹象更多的重视。
但是，小理查兹叫·霍耶尔提出，本维茨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引起人们警惕的战术迹象可能是对方的演习或恐吓，如果将此类行动当作敌人的进攻“信号”，就可能增加发假警报的机会，而这，也是要付出了极高代价的。虽然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根据收到的不一致的战术情报或其他情报来改变我们的想法，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是应该重新审查原来的估计，还是应该保留长期以来形成的想法。霍耶尔提出，欺骗取得成功，一般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即对方的分析人员为思维定势所限制，不能对一致的“信号”作出有效反应。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情报资料很不容易，但这正是发现欺骗所必须的。因此，打破思维定势对反欺骗分析极为重要。霍耶尔最后提出，传统的直觉分析方法不能充分有效地觉察欺骗，必须探索其他方法。而本·以色列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证伪法。
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一个可能永远不会
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串串的思
考……
有关判断失误的著作已经是汗牛充栋，研究人员提出的各种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使用，但遗憾的是，判断失误并没有避免，同样的错误人们一犯再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情报人员过于蠢宋，以至于对专家的意见不得要领？木是。入选各国情报机构的，都是顶尖人才。愚笨绝对与他们挂不L边。
那么，是施骗者的手段过于高明，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觉察？也不是。实际上，施骗者的手段是有限的，情报人员闭着眼睛也可以把它们—一列举出来。可是，判断失误仍然不能避免。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回答是：情报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过于复杂、随意性过强的问题，它不存在标准答案。敌人的意图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它全在于敌方决策者的一念之差。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按一般的规律考虑问题，也可以独辟蹊径，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最终采取的措施可能有两种结果：与对方的判断相吻合，与对方的判断截然相反。情报人员可以预计到这一点，但关键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从正面思考问题，还是从反面思考问题。情报人员作出的每一种判断都有50％的可能性。从概率上讲，正确的概率似乎与错误的概率相等，但实际上，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这种判断的价值近乎为零。决策者在作出选择时，只能祈求上苍保佑：但愿这次押的宝是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判断失误全无规律可循。如果这样说，那么情报判断就全无科学性可言了，情报机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事实上，经过研究，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兹举其大者。
判断失误可以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但主要还是情报分析失误。这是众多研究人员几乎一致的看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纯粹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而造成的判断失误几乎没有。美国在海湾危机前的失误主要不是判断失误，更不是情报搜集失误。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情报机构没有掌握相关的情报资料，而是因为干扰情报人员分析、判断的“噪音”太多，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情报资料的数量与判断失误的发生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搜集种种情报资料从而克服判断失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在由于判断失误而引起的军事灾难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加剧了灾难的程度。在很多情况下，情报机构都发出了战争警告，但由于预警时间过短，决策者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军事灾难无法避免。如赎罪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巴巴罗萨”行动……都是如此。这其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是一个重要因素。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部门在12月7日上午9点30分截获日本对美备忘录的第14部分，知道日本即将对美采取行动，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12时12分才通知夏威夷采取戒备措施，而且他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通过电报（而且是商业电报！）发出的。
假如马歇尔星期日没有休假，珍珠港起码有四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即使马歇尔迟至12时12分才发出警戒令，珍珠港仍有40分钟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虽然不可避免，但起码损失是可以大大减少。但实际上，由于情报传递过程中的问题，美国并没有抓住情报界带来的宝贵的预警时间。在1941年6月22日晚上，苏军前线部队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没有通过紧急渠道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同样，铁木辛哥元帅在发出警戒令的时候，也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使用了电报。电报的拍发延误了苏军的预警，以至于有些军事单位直到战争爆发还没有收到这份至关重要的预警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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