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战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同样，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也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首先，由于无线电破译技术上的突破，盟军掌握了“超级”机密，据此，盟军可以准确地了解德军的兵力部署、战争动向及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卫士”计划所作出的反应，“超级”机密甚至透露了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在兵力部署等问题上的争论，因而可以对症下药，适时修改欺骗措施。而德国情报部门在这方面则相形见拙。虽然西线外军处也有无线电情报部队，并且是德国主要的情报来源，但是，德军在密码破译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盟军的动向，其准确性大成问题，最后甚至成了盟军进行欺骗作战的帮手。
欺骗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只有符合敌人意图的欺骗，才有可能被敌人相信。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希特勒知道斯大林的观点：德国在结束对英战事前不会进攻苏联，因而也就利用这一点大行欺骗。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知道以色列十分重视埃以力量对比分析，因此也就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埃及军队不仅装备差，训练水平也低，根本不可能向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挑战。在诺曼底登陆战前，盟军事先已经知道希特勒对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十分担心，从这两个地方进攻欧洲大陆也确实有可取之处，这些欺骗计划符合希特勒的先入之见，因而打中了希特勒的要害，不由得他不相信。
此外，假情报不仅要披上真实的外衣，而且要从不止一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其可信度才高。就“坚韧”计划而言，它所虚构的两个集团军，都可以从多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首先是德军无线电情报部队侦察到这两个集团军上空有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其次，双重间谍提供了这两个集团的番号。编制及作战任务；再次，受蒙骗的德国空军拍下了两个集团军的照片；最后，成为盟军俘虏的汉斯·克拉默将军也为巴顿集团军的存在提供了佐证。他不仅看到了装备精良的盟军，而且同巴顿将军一起吃过饭。回国后，他的惊魂未定的神态就不由你不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这样，得到过多情报来源证实的假情报就成了真情报，虚构的美国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4集团军也从纸面成为现实，加来海峡将是盟军的主攻地点也得到了确证。盟军终于达到了欺骗目的。
出色的战略欺骗离不开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完全保密仅仅是理论上应该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泄密还有助于强化欺骗效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突然袭击实例都存在各种程度的泄密。如赎罪日战争前，埃及民航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自行决定所有民航班机停飞；苏联紧急撤离其驻阿侨民也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警觉，但事实上埃及仍然达到了欺骗效果。诺曼底登陆前，盟军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盟军并没有做到完全保密，泄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时，这种泄密曾引起盟军的阵阵恐慌，不过，事后看来，这些泄密事件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原因也很简单。
德国人已经知道盟军在进行欺骗，但是，由于已有的情报已经得到大部分情报来源的证实，其可信性无可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泄露出来的、与假情报背道而驰的新情况只能被看作是敌方故意施放的“噪音”。情报机构不仅不能否定原有的情报，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地摒弃这些新出现的“噪音”，在分析时不要受它的影响。事实上，在登陆目前，德国情报机构曾收到二百五十多份间谍的报告，他们众口一辞，说盟军将于7月在加来登陆，只有一名德国间谍的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但由于他以前多次向德军送过假情报，德国人并不相信他的情报，认为这只不过是盟军制造的又一个骗局而已。
由于假情报总是与真情报背道而驰，德军断定登陆目一定不会是6月5日～7日，而是其他共一段时间，地点也不是诺曼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坚持认为，诺曼底登陆是一次佯攻，盟军只是想欺骗他，把德军的兵力从真正的登陆地点引开。他说：“我们收到的许多报告中，有一份报告竟然准确地预测登陆的地点、日期和时间。正是这一点使我更加认为，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进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真实的情报反而成了假的，从而大大强化了欺骗效果。
经验无助于克服判断失误。虽然历史会有惊人相似之处，对以往欺骗实践和各种判断失误的了解可能有助手情报人员进一步提高对欺骗的警惕性，更加审慎、系统地判断各种情报，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避免判断失误，但实践表明，经验对克服敌人的欺骗阴谋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并不会重演，对欺骗保持警惕只会使情报人员更加疑神疑鬼，从而导致判断失误的发生。希特勒一直相信盟军在发动主攻前，一定会有牵制性的进攻行动，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证明了这一点。在登陆目前，希特勒还是坚持这种看法，他一直力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确定盟军的主攻方向。
他认为，在透过盟军施放的迷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之前，保持部队的原地不动至关重要。这也是后来希特勒迟迟不向诺曼底增兵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盟军在选定登陆场时，一定会考虑港口因素，他下令将西线的港口全部划成要塞，命令德军在那里死守。他没料到，由于迪埃普袭击的失利，盟军已经决定不再选择大港口作为登陆地点。再如海湾危机。美国学术界通过珍珠港事件的研究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判断对手的行为取向，这个结论为情报界所认同，但是，在海湾危机前类似于珍珠港事件的情况仍然发生了。这不是因为美国情报界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而实在是因为情报分析的难度太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手的行为取向是否合乎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学者认为判断失误和突然袭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道理。
绝大部分案例研究揭示，情报体制的不完善是判断失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界四分五裂，实际上缺乏一个综合的情报分析机构。苏德战争前苏联情报界是苏军情报部一统天下。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主宰以色列情报界，泽拉排斥其他情报机构，成为以色列政府唯一的情报顾问，等等。因此，研究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情报体制，以克服判断失误。
但我们认为，仅仅在情报体制上下功夫并不能保证克服判断失误，情报体制的完善与否仅仅是相对的，完美元缺的情报体制也是一个我们应当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在情报体制上，应该避免某个情报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要建立几个相互竞争的情报机构，鼓励它们用不同的方法对敌人的意图进行研究，在每个情报机构内部也应实行多元化，在情报搜集方面鼓励带有协调性的竞争。
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绝对避免判断失误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的军队应该做好在遭到袭击条件下的作战准备，它的军事计划。兵力部署和动员体制应该建立在没有预警时间的假设上，同时应该制订一系列的应急计划。此外，必要的心理准备、经常性的军事演习也有助于减少突然袭击带来的损失。
至于情报机构，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敌人的意图分析上，时刻牢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标的实现比军事胜利更重要，军事实力对比与战争是否爆发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直接联系，珍珠港事件如此，赎罪日战争亦是如此。在遇到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应该及时预警，适时动员，做好战斗准备。这种方法虽然代价会高一些，但是，它也更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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