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观点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都可以找到证据，都可以成立。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传统的综合法、归纳法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是证伪方法，则局面可能完全两样。两种观点都能被证伪，但是，根据矛盾律，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证伪法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常识，只有以演习的形式掩护战争准备，而没有打着战争的幌子而进行的演习，除非对方的决策者真的发了疯。这样，谁真谁假，一眼可知。
如何正确运用证伪法？伊萨克·本·以色列认为，首先要尽可能地提出各种假设，假设的范围越周详越好。其次，对各种假设进行证伪而不是证实，因为，有些情报资料可以同时证实两种绝然相反的假设。只要有一件情报资料证明该假设不能成立，该假设就被证伪，情报人员应毫不犹豫地否定它，不管同时有多少情报资料支持它。情报人员应该不断地提出假设，不断地进行证伪，直至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的战备活动到底是一场演习，还是为了发动一场战争？对这个问题用证实的方法或归纳法。综合法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军事调动可以是为了演习，也可以是为了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泽拉一味坚持自己的教条，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足取的。如果他采用证伪法，马上就可以得知，这一次阿拉伯国家的行动远非寻常，军事调动是为了演习的假设很难成立，战争一触即发。
不发警告会导致措手不及，
警告过多会削弱警告的可信度。
“狼来了”效应让情报人员好生为难。
作为统帅部的战略哨兵，情报机构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向决策者发出警报，以便决策者能及时采取预警措施，挫败敌人的突然袭击。一般而言，在每次突然袭击发生前，情报机构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发出警报，但是，这些警报大多不能兑现，突然袭击还是不能避免。这就是所谓“狼来了”效应。情报机构发出的这些警报，不仅不能起到预警作用，反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麻痹心理，当真正揭示危机来临的警告发出时，人们反而不以为然。
美国军界早就意识到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其方式可能是空袭或潜艇攻击。对美国海军来说，奇袭珍珠港已经成了一种常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在上任之初也提出过这种可能性。1941年1月，美国海军部电告太平洋舰队，据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供的情报，日本将以偷袭珍珠港开始美日战争，要太平洋舰队提高警惕。10月18日，鉴于日本内；阁改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上台，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命令美国海军进入戒备状态，说日本有进攻英国和美国的可能性。
11月2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向珍珠港发出战争警告令，说日本即将采取侵略行动，要太平洋舰队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由于前几次警告均是虚惊一场，这个真正的战争警告在珍珠港也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应。金梅尔对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口发现不明潜艇的报告也懒得理睬。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也存在类似情况。早在危机发生一年半前，古巴难民就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事实上是无稽之谈。1962年9月，古巴难民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但这些报告查证下来，要么是地空导弹，要么就是什么也没有。当古巴难民再次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时，情报人员就不相信他们的报告了。情报人员认为这些难民都是些反卡斯特罗分子，他们一心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回古巴，恢复自己的家园，他们提供的情报缺乏客观性。
赎罪日战争前，“狼来了”效应对情报人员的影响尤其明显。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将1971年定为“决定的一年”，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力量发动一场战争，所谓“决定的一年”成了人们的笑柄。但是，萨达特此举却对以色列情报分析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卡罗尔·贝尔指出：“（赎罪日战争）前两年埃及没有实现的威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无力在军事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有意无意地成了埃及人隐蔽自己意图的阴谋。”1973年5月和8月埃及的两次军事动员更是起到了削弱以色列人警觉的作用。
以色列情报机构两次发出警报，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两次警报都是不成功的。决策层因而认为，对情报界的警报不必过于认真。当埃及宣布于9月30日再次进行动员时，以色列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寻常动员，不以为意。国防部长达扬说“萨达特曾两次使我们宣布总动员，每次都使我们毫无价值地浪费了1000万美元。所以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以为又像前两次一样是一场儿戏，但我失策了”。梅厄夫人说：“这个国家中无人意识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有多少次从同一个情报来源得到情报说这天或那天战争就会爆发，但战争都没有爆发。我不会说这已经足够好了，但我确实认为它问4我们的决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虚假警告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巴顿·惠利认为，虚假警告的数量越多，同突然袭击相关的机会就越大，而且，虚假警告还起着破坏情报来源可靠性的作用，并使以后的警告效果减弱。“狼来了”效应大大干扰了对敌人未来行动的情报估计。
警报过多会削弱情报人员的可信度，使得后来的警报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如果情报人员过于限制自己的警报数量，也许会错过最佳告警时间，从而使决策层在面对突然袭击时显得束手无策。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决定不向太平洋舰队发进一步的警报，理由是，此类警报已经太多了，结果斯塔克后来也遭到指责。如何把握好预警的时间，将是令所有情报人员头疼的问题。
A式欺骗和M式欺骗。可以相巨转化的战
略欺骗让情报人员伤透了脑筋。
前面已经说过，巴顿·惠利在研宪“巴巴罗萨”行动后提出，战略欺骗是苏联出现判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突然袭击都伴随着战略欺骗。
欺骗有两种形式，其一是A式欺骗，这种欺骗的主旨是增加模糊度，让对方感到疑惑，拿不定主意该相信什么，从而达到保密的目的。A式欺骗必须使整个骗局看起来很合乎清理。如诺曼底登陆前，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盟军的真实登陆地点，盟军有意增加情况的模糊度，让德军觉得盟军有可能在加来、挪威、法国南部及意大利登陆，从而摸不清盟军的真实意图。欺骗的另一种形式是M式欺骗，它与旨在增加模糊度的A式欺骗相反，而是尽力减少模糊度，让一种假情况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如“巴巴罗萨”行动，德军竭力让斯大林相信，它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一定会发出最后通牒，所以在东线集中兵力，只是为了入侵英国。惠利认为，这个关于最后通煤的计谋，消除了德军动向的暧昧性，使斯大林相当自信地作出了决定性的错误判断。研究者还发现，A式欺骗和M式欺骗是可以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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