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虽然与萨瓦克有情报联系，但一个秘密警察是不会告诉对方本国的政府出现了麻烦。而且，萨瓦克擅长的是血腥的镇压，真正的情报工作，他们并不在行。霍梅尼的录音带可以从海关大量流进伊朗就是一个明证。此外，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营业务”也不是搜集情报，而是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中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而美国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中央情报局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至于说情报搜集，一个时间内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中央情报局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情报研究。这就是特纳面对卡特的质询一脸茫然的原因。国防情报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防情报局没有几个情报人员负责伊朗国内的情报分析。
这样，国务院及其大使馆就成了搜集伊朗情报的主要来源。我们已经提到，大使馆在事发之前已经向华盛顿发过警告，但都没有得到重视。这样，美国再经历一次“情报失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谁丢失了伊朗？”是白宫，还是兰利，
抑或是沙利文？答曰：皆有份。
11月2日，沙利文的电报传到白宫，布热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况汇报中向总统提到了这一点，卡特震惊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块平静的土地，巴列维国王正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国家，怎么一下子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他立即责问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总统首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不料，这几个美国政府中最神通的人物，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得纷纷向自己的下属查问。没多久，国会也开始过问此事：国会每年拨款几十亿，用于情报事业，可是你们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能事先通报一声，你们的情报经费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情报失误一词开始在华盛顿流行。几乎整个华盛顿都在追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中央情报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情报机构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好多少。国家安全局在伊朗有几个庞大的侦听站，但侦听站的目标是苏联的电讯，与伊朗无关，它无法提供伊朗的情报，国防情报局也是如此。在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中，看起来只有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情报稍好一些。他们早在1978年1月就发回了第一份警告性的电报，可惜这份电报没有引起华盛顿的重视。此后，他们又断断续续地发回了一些有关伊朗的情报，但其命运不佳，没有引起国务院的重视。
只是到11月2日，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才引起了布热津斯基的重视，因而导致了3日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沙利文大使看来是最有理由逃避责难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沙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的任期没有结束，卡特已经免去了他的大使职务，而布热津斯基对沙利文也相当不满。在伊朗事件发生之前，布热津斯基和沙利文已经有过几次交锋，这以后，两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说华盛顿不听他的意见，没有及时调整美国的对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权革命成功后，没有与新政权及时接触，从而失去了与新政权改善关系的良机，最终导致人质事件的发生。而布热津斯基则指责沙利文不听政令，自行其是。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沙利文到底是不是有先见之明，预告过伊朗危机？
事后看来，德黑兰大使馆确实向华盛顿发出过警告。1978年1月8日，伊朗出现流血事件，从而拉开了其后一连串灾难的序幕。当时，居住在伊拉克纳杰夫地区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把他的讲话制成录音带，让信徒们从伊拉克带回伊朗。这些录音带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伊朗各地的信徒们，通过录音机听到了阿亚图拉的声音。此外，反对派还通过各种途径到纳杰夫拜访霍梅尼。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发誓要进行报复。
他命令在伊朗《消息报》上刊登一篇低毁霍梅尼文章，说霍梅尼的生身母亲是舞女，从而触发了星星之火。第二天，在圣城库姆的清真寺，穆斯林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国王对阿亚图拉的人身攻击。军警向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了好几个人。此后，这种冲突演变成恶性循环。根据什叶派戒律，人死40天后要举行送殡仪式。示威者利用这种仪式再次抗议政府，政府再次出兵镇压，再次酿成流血事件，人们再次进行示威……如此循环往复，血越流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18日在大不里士，示威群众喊出了“打倒国王”的口号，冲突逐渐演变成一场宗教革命。
除了大使馆内部意见分歧外，在伊朗危机的向。犹豫不决本身对时局的判断发生了矛盾，进一步削弱了警报的可信。死前，沙利文一直认为，国王能够应付得了这场危机，美国政府不应与反对派联络，一直到10月27日，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27日的电报中，沙利文说“国王是既能约束军方，又能领导国家实行有控制的过渡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我强烈反对向霍梅尼作任何试探……我们注定得与国王合作。他已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依我看来，如果能以负责的方式在伊朗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权，他也准备接受”。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2日的电报中，他说国王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除了实行军事管制外，别无良策。这个180度的大转变，让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瞠目结舌。
在整个伊朗问题上，大使馆并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1978年春天，伊朗的动乱刚刚开始时，大使馆对伊朗的局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关于伊朗事件的发展方向，大使馆内部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沙利文本人对国王政权的命运是比较乐观的，国王虽然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但这并不至于影响到君主制度本身，而大使馆政治组的看法则要严峻得多。对政治组的看法，沙利文是不同意的。
但是，向国务院上报情况，并不是大使的专利，沙利文无法阻止政治组把自己的判断发往华盛顿，但是，他通过别的途径阻止这些情报在华盛顿产生影响。这就是规定情报的密级，这是他和他的副手的权利。这样，政治组分析报告的密级比起大使本人使用的要低，而且都是航空邮件寄送，这就注定这些警告不会在华盛顿引起任何反响。难怪，1978年10月27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司肯定，被德黑兰大使馆扣发的情报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大使馆扣发的都要多。国王倒台后，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说“暗示（国王）遇到严重问题的难得的几份情报被扣发了”。
“我们所了解的边界那边苏联境内穆斯林持
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比我们所了解的边界这边伊
朗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还要多一些。”
——美国一位情报官员如是说。
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局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就是国王的地位是稳固的，这不仅是对伊朗形势的“客观”估计，也是美国政策上的“客观”需要。在外人眼中，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强硬的君主，其专制制度在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上的王国何其多也，可那绝大多数是君主立宪制。这立宪君主，就跟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差不了多少。他们仅是国家的象征，在维持国家的稳定上，他们有一定的作用，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只是起一个名义上的作用，如英国女王，荷兰的君主，日本的天皇……莫不如是。像巴列维手执党政军警大权于一身，一句话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君主，这个世界上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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