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秘密警察无所不在，国王的军队已经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王会坐不稳江山？难以设想。美国情报界总的估计是，国王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这也为以前的危机所证实。1963年木就发生过库姆事件吗？可是，巴列维毫发无损。美国情报界理所当然地推论，如果再次发生危机，国王一定可以凭借他的铁腕手段渡过难关。尽管“处死国王”的口号在美国喊出，尽管总统在欢迎国王时“热泪盈眶”，尽管伊朗1978年上半年持续动荡，但没有多少人怀疑， 国王这一次仍将渡过难关。1978年 8月，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称，伊朗并未处于革命中，甚至没有出现革命的苗头。一个月之后，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大胆地预言，在今后10年时间内，巴列维国王仍将保持强有力的政权。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搜集什么情报呢？
美国情报界对一场宗教革命缺乏认识。宗教革命是一桩全新的事业。近代有过宗教改革，但这种宗教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与今天的伊朗革命截然不同。对一个全新的事物，美国情报机构缺乏清楚的认识。确实，我们对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不感到陌生，但20年前，原教旨主义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原教旨主义虽然不是初年代才产生的，但是，它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没有对伊斯兰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这股存在于伊斯兰社会的潜流，情报机构缺乏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谁会想到，一群手无寸铁的宗教徒会把一个掌握现代化武器的专制政权推翻？这确实是难以设想的事情。布热津斯基说，一场成功的革命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革命已经成功后才能说它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只要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显示出理智和决心，或是通过血腥的镇压，或是通过让步的谈判，都可以达到目的。当伊朗的宗教革命刚刚兴起时，布热津斯基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而是寄希望于向国王施加压力，把危机消弥于无形。
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它不同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在伊斯兰社会，它几乎是整个民族的革命，整个社会的革命。只要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不铲除，要扑灭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有甚者，美国政府在危机后期竟然还寄厚望于伊斯兰政权，指望可以与新政权搞好关系，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妙利文的影响。11月9日，沙利文致电华盛顿。沙利文为这份电报起了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不妨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电文中，沙利文指出，伊朗的稳定有赖于两大支柱，一是君主制，一是什叶教派。在过去的15年中，宗教支柱基本上是从属于君主制的。如今宗教势力崛起，因此，有必要重新检查一下君主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沙利文说，公众对国王的支持已经急剧减少，现在国王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军队，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目前君主制的支柱就是国王加军队。然而，随着军政府的建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局势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当前和将来的关系。如果军政府控制不了宗教势力，那么就必须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相妥协的可能性，看看这种妥协对美国的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沙利文的结论是，对它之间的妥协，美国“应基本上感到满意”，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和平地实现的话。
他建议让国王以及大部分高级军官出国，宗教领导人和少壮派军人将达成谅解。据他估计，宗教势力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因为这使他们部分地达到目的，既打倒了国王，避免了大流血，又得到一支愿意替新政权效力的军队。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但是比起伊朗内乱、武装部队瓦解这种局面，那要有利得多。沙利文建议华盛顿“想人所不敢想的事情”，及时作好应变准备。卡特虽然对沙利文的工作不满，但对这条建议似乎还是听了进去。因此，在伊朗危机后期，美国政府对国王的支持是三心二意的。美国政府希望国王离开伊朗，让巴赫蒂亚尔执政，缓和局势。
伊朗虽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但华盛顿的伊朗问题专家屈指可数。派往德黑兰出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虽然是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外交官，但他对伊朗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在他工作的岗位中，距德黑兰最近的是印度的加尔各答。他从来没有到过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挑选这样一个人当大使，据万斯说，那是因为政府需要一个富有同专制政府及铁腕人物打交道经历的外交官，至于说对那个地区是否熟悉，对那里的文化、习俗是否有专门知识，那是次要的。
1977年6月沙利文到德黑兰就任，半年之后，伊朗的宗教革命就爆发了。尽管沙利文是一个勤奋的大使，但他显然缺乏时间来熟悉情况。他对伊朗社会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库姆事件发生后，他意识到这是巴列维政府自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对于宗教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他看得并不清楚。在他的眼中，桑贾比、巴扎尔甘等世俗反对派的力量比宗教势力影响要大得多，对霍梅尼的影响，他更是视而不见，他的目光停留在与国王关系密切的大阿亚图拉身上。对霍梅尼发起的这场宗教革命的目标、性质，大使馆更是知之甚少。美国大使馆雇用了大量的伊朗人，但由于宗教的关系，这些伊朗人都是亚美尼亚基督徒，什叶派穆斯林微乎其微。
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文化隔阂，美国人受的是西式教育，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在宗教上与亚美尼亚基督徒有一种亲近感，而对什叶派穆斯林，美国人则感到格格不入。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如此。穆斯林认为，替外国人做事是不太好的。西方的道德规范及工作纪律与他们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他们也不愿到使馆做事。经常与大使馆保持接触的主要是一些在西方受过教育、仰慕西方文明的富家子弟。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对伊朗下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下层穆斯林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正是这场宗教革命的对象。沙利文自己也说，大使馆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与这些人周旋上面，得不偿失。
当伊朗危机日益严重之时，沙利文也想弥补这个缺陷，准备与伊朗的反政府组织接触。1月18日，大使馆的政治官员约翰·斯坦普尔会见了作家协会的莫汉达姆·马拉杰。通过会见，斯坦普尔发现，这位作家不仅与旧的民族阵线甚有距离，对保守的宗教势力和激进的学生运动也知之甚少。5月份之后，大使馆与巴扎尔甘等人保持了密切的接触。桑贾比和巴扎尔甘的组织是这场革命的参加者，与他们接触当然可以了解到很多反政府组织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是国王的真正敌人。
自50年代以来民族运动一直遭到国王的镇压，它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投进了监狱。尽管如此，它在这场革命中的目标并不是要推翻国王的统治，而是对君主制进行改良，包括言论自由、实行多党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政府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大使馆与他们接触，自然觉得很是投机。但他们并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至多是三心二意的搭车者。对这场革命最终走向何方，他们心中无底。
实际上，即使是这些人对霍梅尼也不真正了解。巴扎尔甘认为，革命后的伊朗肯定会有一场制度变革，君主制也许会推翻，宗教力量也会参与政治，但是，领导权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观点无疑对大使馆的判断有着影响。真正领导这杨宗教革命的激进宗教势力，大使馆根本不了解。要与这些人接触，难度很大。他们一不懂波斯语言，二不懂伊斯兰教，对伊朗的社会风俗也很不了解，怎么可能与极端的宗教势力接触呢？政治组一位官员竟然不知道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已经于1961年去世。大使馆对什叶派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对这场革命最终的目标，大使馆当然不可能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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