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埃以和解是卡特中东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卡特已经把全副身心投入其间。同时，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11月和12月，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也在秘密进行，这些都是要求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亲自关注的重要谈判。紧迫性一点也不比伊朗问题差。美国外交决策的几位关键人物：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都忙得团团转。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留守国内，万斯正在中东斡旋。华盛顿的紧张状况，连身处德黑兰的沙利文也感觉到了。
国务院已经代卡特草拟了一封致巴列维的信件，准备通过抄利文转交，但卡特连签名的时间都没有。最后因时过境迁，这封信竟然没有发出。布热津斯基常常是一个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匆匆赶往另一个会场参加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会议。布热津斯基后来痛苦地承认，在伊朗危机变得非常严重之前，高层决策人士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其他一些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使人必须全神贯注的问题上。华盛顿是在1979年11月伊朗扣留了美国人质后才真正重视伊朗问题的，在此之前，它根本无暇顾及。
接到沙利文11月1日的告急电后，布热津斯基根据总统的委托，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不和，这在华盛顿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早已知道国务院会另出蹊径，但天赐良机，万斯刚好不在华盛顿，布热津斯基得以独断专行，甩开国务院放手大干一番。不料克里斯托弗还是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国王继续实行自由化。布热津斯基对此当然恼怒。可恨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竟然也随声附和，这就让市热津斯基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了。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工作不力，应该受到申斥。沙利文执行的是国务院的指示，他的话也不能相信。要了解真实情况，唯有向德黑兰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员。
11月9日，布热津斯基向德黑兰派去了一位秘使，这是一位美国大公司的老板，但以前是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的站长，熟悉伊朗情况，与国王有私交。布热津斯基让他在伊朗利用各种关条，向美国决策者提供情况。紧接着，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也来了，中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鲍勃·鲍伊也来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特也来了。他们带着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向国王表示美国的支持。对这种做法，沙利文表示不满，特地发报向布热津斯基表示抗议。布热津斯基可不会在乎一个大使的意见。
根据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卡特总统向布热津斯基、特纳和万斯写了一个便条，对情报工作进行了申斥，以表达总统自己的不满。布热津斯基担心只申斥特纳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干脆建议总统把自己一块骂了。结果，11月11日，万斯等人便收到了卡特的便条：“致赛伊、兹比格、斯坦——我们政治情报工作的质量不能使我满意。估计一下我们的实力并尽快向我报告我们在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活动能力。为了改进你们向我提供情报和建议的能力，应当做些什么，请提出联合建议。”
美国的情报工作当然应该改进。伊朗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它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即将垮台，而情报机构竟然茫然不知，这样的机构不挨批评，那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美国情报界有大量的人员在伊朗活动，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有50人，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使馆总人员。应该说，力量是够强大的，但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没有发回一份像样的、涉及伊朗问题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感到很尴尬。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出了盆子。国家安全局在伊朗也有电子侦听站，而混杂在会委众生中的普通情报人员，那就更加难以计数了。此外，国防情报局与伊朗军事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萨瓦克）也有直接的情报联系。按理说，美国在伊朗的耳目不可谓不多，可怎么就没有在暴风雨前夕觉察到大气的变化呢？
情报界土气低落，这是卡特时期美国情报界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央情报局此前大肆从事非法的隐蔽行动，目标从推翻外国的合法政府、暗杀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最后竟然发展到在美国本上从事间谍活动，充当美国国内斗争的工具。这些丑闻揭露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早在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就加强了对情报界的控制，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非法活动进行了调查。情报监督成了1976年美国大选的一个主题词。在大选中，卡特抓住中央情报局大做文章，攻击中央情报局是“离群之象”，表示一旦当选，将加强情报立法，加强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
后来，卡特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新任中央情报局长特纳对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机构进行了清查，削减了情报经费，裁减了情报人员，特纳的作法被请报界戏称为“万圣节大屠杀”，他在中央情报局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特纳的想法常常遭到中央情报局的抵制，对他提出的情报指令，中央情报局往往以各种借口进行搪塞。中央情报局的职业情报官员对卡特和特纳都失去了信心。1980年大选时，特纳曾在私下里进行了一个测验，他的14名高级助手中，有12名希望里根上台执政。卡特怎么可能指望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向他提供出色的情报保障呢？里根上台后，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威廉·凯西发现，中央情报局特别缺乏自信心，很多情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淡漠，因此，他一上台就提出要进行补救，而开出的药方就是信心、信任和荣誉。
一支缺乏土气、缺乏自信和荣誉的情报队伍是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特纳的中央情报局就是这种局面。情报人员每天面对大量的情报资料，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处理既有的情报资料上，完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国家情报日报》或《总统每日情报简报》。至于说情报预测，对情报的综合研究，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也没有要求他们去干。情报界的首脑似乎满足于应付平时的日常事务，只要不出大的漏子，就谢天谢地了。情报人员完全埋没于事务性的工作，成了产生情报的机器。
而这些情报除了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中央情报局伊朗问题专家欧内斯特·奥尼说，他有几份情报曾经得到过上层人物的好评，但从未有人对他的工作进行质疑。为了产生情报，他不必每天坐在写字台前冥思苦想，甚至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思考，只要把下面报来的情报资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报工作，一项需要进行分析、综合、预测的高层次的脑力劳动，成了可以产生相同产品的情报生产线。
美国在伊朗的情报人员确实不少，但实际上他们搜集的情报与伊朗有关的很少。中央情报局在伊朗是为了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国防情报局在伊朗活动是为了向伊朗出售军火。大使馆军事组着力研究的也是如何为美国的军事工业找到顾客。国家安全局在伊朗是为了监听苏联的电讯，对伊朗国内的情报，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国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馆安装一个最先进的电子潜听哨，其1／3的作用范围是伊朗政府，但沙利文却拒绝了。理由是，他经常与国王接触，如果有什么问题，国王会征询他的意见，而且，“萨瓦克就是我们的手掌”，没有必要再花力气搜集伊朗方面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王身边安插情报人员，连国王的身体状况美国人员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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