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医生说：“大量金钱用在建设一些大赌场上。贪污腐化在我们身边蔓延。我们的儿童却由于喝了脏水而死亡，传染病人却没有预防针可打。我们感到沮丧，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下层穆斯林问，同为真主的子孙，为什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国王及其家属可以花天酒地，可他们却连肚子也混不饱，这是什么缘故？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下层穆斯林只得从帕兰经冲寻找答案。他们期待真主重临人间，来帮助他们摆脱苦难，重建公平。正义的天国。
另一个阶层对国王更是恨之入骨，那就是宗教人士。白色革命触动了宗教界的利益，国王把原先属于寺庙的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撼动了寺庙的根基。此后，他们将不得不将就着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对此，他们无法忍受。此外，政治上的专制，国王生活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也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妇女怎能取下面纱？又怎能走出厨房？这是真主的旨意，任何人也不能违背的。可是巴列维却让她们这么做了。还有，银行是国王进行剥削的根源，电影院是传播淫乱思想的场所，而工业化则是造成贫富分化的罪魁，这些事情国王竟然都干了。在什叶派毛拉的眼里，国王成了万恶根源。最早起来反抗国王的就是什叶派毛拉们。
霍梅尼说，国王的革命是“违反民族利益和危害公共道德的阴谋”。1963年，当国王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后，什叶派的毛拉们首先就起来反抗了。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利用德黑兰的清真寺作为自己布道的场所。在讲话中，他不断对巴列维王朝发动攻击，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直呼巴列维的名字，而是管他叫“今日的叶兹德”，这是一个叛教者的名字。霍梅尼的讲话在信徒中点燃了星星之火。6月5日，听完霍梅尼布道的信徒终于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叶兹德”、‘稍灭独裁者”的口号。次日，霍梅尼在圣城库姆被捕。随后，大批穆斯林就走上街头，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领袖。德黑兰几乎是万人空巷。信徒们沿路看到商店就砸，见到没带面纱的妇女就打。政府出动了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德黑兰上空炮声隆隆，坦克和装甲车横行，一场暴乱终于被镇压下去了。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
库姆暴乱镇压下去了，国王度过了历年的好时光。这一段时间伊朗的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伊朗的国力蒸蒸日上，世界第五大工业国这个目标似乎就在眼前。正在这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在美国，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上台执政。美国天生有一种领导世界的愿望，认为这是天定命运，命运注定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卡特当然也不例外。据说，卡特是带着使用美国巨大的物力来为更广泛的人类事业服务的决心而就任美国总统的，人权外交成为卡特外交的一个基石。
在就职演说中，卡特声称：“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便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的地方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义感支配着我们明确地喜爱和我们一样坚定不移地尊重个人的人权的那些社会。”他说：“如果一个政府折磨自己的人民，或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监禁他们，或不给少数民族以公正的对待，或不给人民以移居国外的权利及宗教信仰的权利，我们不能作作不见不闻。”事实上，卡特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1977年10月5日，卡特签署帼际人权公约》，第二年12月6日，白宫又特地举行联合国人权宣言30周年纪念。此外，美国还谴责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促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释放了大批的政治犯。
人权外交的春风也吹到了中东。说到违反人权，恐怕没有比巴列维政权更厉害的。以万斯为首的国务院对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美国的新闻舆论也大肆鼓噪。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被压制的伊朗反对派，不管他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一下子都行动起来了。卡里姆·桑贾比的民族阵线自50年代遭到镇压以来，已经潜伏了几十年，此时公开走上前台，重振旗鼓。迈赫迪·巴扎尔甘创建了一个保卫人权和自由活动权委员会，也公开散发小册子，传播自己的纲领。1977年5月，五十多名律师签署了一项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事务。6月，一批作家要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7月，一些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要求结束君主专制。批评时局的各种版本的材料在市面上流传。
国王当然意识到了这股危险的暗流。他马上作出了反应。美国人不是批评他搞专制、独裁吗！？那好，马上成立一个政党，仿效西方的政党制，让人民享有发言权。不幸的是，这个依据他的旨意而成立的复兴党仍然是独裁的象征。尽管少数党员可以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政府的议案，但真正的决定权仍然操在国王手中。秘密警察虽然没有去找反对派的麻烦，但是，它的眼睛仍然盯着反对派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没有下手而已。这种自由对反对派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他们认为，国王作出的种种宽松的姿态，不过是转移人民注意力的一种伎俩。试问，言论自由在哪里？新闻检查废除了吗？都没有。而国王却利用一切机会对世界各国的事务品头论足。在国王眼中，美国是“伸缩性的社会”，英国工人“懒散”，而意大利则是‘动乱”。他告诉美国人，真正缺乏人权的地方正是美国。在美国，腐败盛行，而在伊朗，小偷都进了班房，即使是他享有高位，也不能例外。他断言，人权问题在伊朗并不存在，伊朗人享有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人权。
在伊朗的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井木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国务院对伊朗大加鞭挞，而白宫对巴列维却屡加抚慰。1977年11月15日，国王访问华盛顿，伊朗学生在白宫外面进行示威，示威者打出了“处死国王”的旗帜。华盛顿出动了武装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正当卡特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致词欢迎国王时，一阵风吹来，催泪弹的烟雾包围了宾主双方。正在致词的卡特流着泪，而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也是泪流满面，全世界都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这奇特的一幕。在会谈中，卡特盛赞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取得的成就，只是婉转地提到，国王是不是可以采取缓和的政策，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协商，放松镇压政策，以便缓和一下人权问题？国王却表明自己无能为力：伊朗之所以加强“法制”，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
如果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伊朗的局势当然可以缓和，但目前很明显做不到。就这样，国王利用美国在战略上的需要，轻松地挫败了美国的人权外交。1978年新年前夕，卡特总统访问新德里，在归途特意访问了德黑兰，与国王共度新年。这只能说明，美国人权外交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当人权问题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美国宁愿放弃这个问题。这正是卡特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万斯国务卿和他的国务院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因此，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并不能以一种声音说话。
伊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
一，但美国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伊朗。白宫如此，兰利也是如此。
当伊朗危机发生时，卡特政府正忙于其他事务。卡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伊朗会出现什么问题。
卡特1977年1月20日才宣誓就职。就任以来，他在外交方面立即展开了全方位的出击。从人权外交到重签巴拿马运河条约，从中东的戴维营会谈到中美建交，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到防止核扩散条约，每一件事情都是千头万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伊朗危机的高峰期，美国正在进行戴维营会谈。卡特总统费尽心机，终于把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的贝京总理这对死对头拉到了一起，此时他们正在戴维营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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