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先父相比，国王显然缺少了一些强悍和果敢。据说，最初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尽管英国人占领了伊朗南方，苏联人又雄踞伊朗北方，国王却束手无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发生冷战，他才利用美苏矛盾，在联合国控诉苏联，迫使苏联从北方撤兵。但是，伊朗还是没有赢得真正的独立。伊朗盛产石油，但收入流入了英国人的腰包，作为国王的他，所得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分子摩萨台上台执政。他提出石油国有化法令。国王的收入大增，但其王位却摇摇欲坠，不得已，他只好出国避祸。
多亏了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也多亏了那个克米特·金·罗斯福，他只身来到德黑兰，联合一部分军官，发动了政变，赶走了摩萨台。这样，巴列维得以重登孔雀王座。在这场“革命”中，国王的形象是软弱无力的。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抓住军队，抓住秘密警察。这是他的政权的基础，离开这两个基础，君主制说不定就会撼动。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控制这两个部门。
摩萨台下台了，但他的石油国有化计划对伊朗却是有利的。英伊石油公司独霸伊朗石油资源的局面给打破了，伊朗、英国和美国、荷兰等国的石油公司联合组建了一个公司。伊朗在这个公司的份额大为增加。滚滚石油带来的是巨额财富。伊朗富了，不再是当年那个贫穷的伊朗了。
可是国王心中还有一份隐忧。现在，凭幕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的国民收入是大为增加了，可是，石油总有枯竭的一天，将来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国王就觉得有必要再搞一场革命，这是一场使伊朗摆脱贫穷的革命。1963年，这场革命终于拉开了序幕，这就是白色革命。在国王的辞典里，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领导者是他自己，追随者则是伊朗人民，因此又是“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国王为这场革命规定了目标、步骤。他说，到公元2000年伊朗要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强国，伊朗要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实现工业化。工人要拥有工厂的股份，耕者应该有其田，儿童应该接受教育，妇女应该取下面纱，走出厨房，人人应该得到卫生保障。而在参政问题上，国王提出应该实行普选，包括妇女在内的伊朗国民都应该有普选权。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是伊朗复兴的计划。国王把它说成是自居鲁士大帝以来，伊朗最伟大的复兴计划。在他自己的书中，国王用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伊朗的美好未来：“15年前开始的我国革命，是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通过革命，所有阻碍积极行动的屏障都已拆除，这样，各种才能和潜力都能自由地发挥，伊朗人民可以平等地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
工厂建立起来了，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整个伊朗像一个大工地，在哈尔格、阿巴丹、设拉子，石油化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铝矿、铜矿。铁矿……都在开采，伊朗的钢产量竟然达到了100万吨，而石油产量竟然位居世界第四。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0年时间里，伊朗修建了2．1万英里的公路，国内17个城市，现在都有了飞机场，电话线遍及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伊朗的国民经济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高速发展，伊朗成了世界上第9个最富裕的国家，离国王规定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国力强大了，军队也发展起来了。国王用他庞大的支付能力在美国采购军火，使困境中的美国军火工业绝境逢生。国王出手很大，美军已经装备的军事装备，他要装备；美军未来得及装备的，或者无力装备的，他也要装备。伊朗空军成了世界第三大空军，而海军装备的高精尖武器，即使是美国海军本身，也会羡慕不已。
这就是白色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国王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说国王自认为可以与居鲁士一比高低是他自己发昏的话，但是，对国王取得的成就，只要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那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国王统治下的伊朗远不是太平盛世。只要想一想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一个专制君主，你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国王要为人民谋福祉，给人民选举权，给人民公平的审判权，给人民公平的发展权，但是，他不明白，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伊朗发展的最大障碍。在20世纪中期，他竟然还能重拾中世纪时法王路易十四的遗梦，讲出“朕即国家”的梦话，这就注定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剧收场。他的传记作者热拉德·德·维利埃正确地预言：“巴列维国王即使有发展祖国的宏愿，不过，就像所有专制者一样，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他越是改进教育状况，他越是要使他的国家摆脱贫困状态，他越是鼓励人民增强政治责任感——那么他自己的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他老是不相信知识分子，可是他少不得知识分子来协助开发这个国家。
要是一位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思想见解，马上就会被开除，或者甚至被捕了——显而易见，在伊朗国内，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随着本国人民最终达到了智力成熟的境界，巴列维国王的这种矛盾心理，势必要给自己招来麻烦。随着伊朗日益摆脱思想上的桂核，他——作为伊朗国王和伊朗人民之‘父’的这颗星辰，可能会逐渐黯淡下去。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即KODA, SHAH, MIHANE（真主、国王和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作者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76年，只过了两年，他的话真的应验了，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的先见之明。
巴列维国王的灾祸，植根于伊朗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滞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国王的大力推动下，白色革命取得了成效，伊朗的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统治伊朗的上层建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说君主专制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是一对孪生兄弟的话，那么，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生来是一对死对头。巴列维用专制的手段推动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结果经济问题可能解决了，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却更加突出了。国王的专制统治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开明，而是变本加厉了。
国王曾请不自禁地写道：国王“不单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导师”，“从根本上说，在我们国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是伊朗的政治极端腐败，国王大权独揽，听不过半点不同意见，而其他社会阶层却没有一点权力。国王还任用秘密警察镇压异端。经济上，国王及其家族贪得无厌。国王以其个人名义设立的基金会拥有200亿美元的财富，而王族也利用各种手段，广敛钱财。为了获得暴利，国王甚至打起了毒品走私的主意。尽管国王也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可是却没有一点效果。 曾经担任 14年首相的胡韦达说，反腐败必须“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再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公平”。法国《世界报》记者说，向腐败开战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请记住国王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两袖清风”。
伊朗的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下层穆斯林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相反，贫富悬殊却更加明显了。首都德黑兰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里建的是豪华的酒店、舞厅和夜总会、西式别墅，而南部则充斥着贫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气。伊朗一家大报的主编说：“这种西方化的项目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西方银行，西方枪炮，西方特工人员，西方建筑物。人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它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吗？我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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