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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