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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