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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