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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