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