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知，阻止人们获取信息是一个警察国家的典型特征，因此，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人们被严禁偷听同盟国的电台节目，而住在集中营附近的人们，则被党卫军勒令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暴行视而不见。不仅不能盯着囚犯看，甚至连观望送犯人到集中营的火车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他们被明确要求转过头去，或者低头，不允许平视。当经过集中营的营房时，紧张的父母常常会告诉孩子，"什么都别看，什么也别听"。
可以想见，如此严酷的审査之所以得以存在，也有赖于人们相当程度上作出的自我压抑。这通常包括"知道什么是不该知道的。"于是，尽管纳粹把犹太人押送流放到东欧的行为常常公开进行，很多德国人都"知道的足够多，以至于绝对不想再知道更多了"。同样的，尽管住在死亡集中营附近的人们清晰无误地明白浓烟的来源，以及焚化厂传来的恶臭是什么，他们仍然避免去问"不必要"的问题，装作茫然无知和一副"因为没有注意，所以一脸无辜"的样子。和世故，以及"礼貌性忽视"不同，这显然是由恐惧引发的，并且但求自保，并非是为他人保留脸面。换言之，他们假装"忽视那些他们无法不注意到的事实。他们明白，如果不可避免地会知道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那些事，至少还可以掉头不看。尽管淸楚这一切，他们仍努力在无法避免地感知，和小心翼翼地忽视之间寻找着平衡"。通过这么做，他们渐渐成为了"那种使得独裁统治得以实现的臣民：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再不好奇"。
同样具有抑制作用，让人保持言行谨慎的压力，常常与压制人们好奇心的社会压力相生相伴，互为补充。毕竟，权力不仅会阻断人们对信息最初接触，也会防止它的进一步流通。比如，封口费就总是顺着权力阶梯依次向下，而"这事只有你知我知"的说辞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发出的，而不是相反。此外，噤声也被用来"作为征服的武器……对他人声音进行扼杀"。因此，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专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时期，任何目击这种"被失踪"现象后人们的议论，都被当局严令禁止——"此为令人难过的被双重噤声的例子。先是某个人或者一群人被绑架，他们的悲惨结局无处可查，紧接着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也成为禁忌，人们不可能对此进行真正的谈论。"这种曾出现在纳粹德国集中营内，专门用来削弱人们力量的抑制性的沉默，正是极权警察国家的标志性特征。正像奥威尔在《1984》中那段让人不寒而栗的描述那样："西姆消失了。一个早晨，他没来上班，有几个说话欠考虑的家伙谈论他的缺席。第二天，没人再提他了，西姆已经停止存在，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自由流通的信息会瓦解现存的权力结构。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在检举揭发上。一个人只消把可能对身居髙位的人的不利消息传播出去，就有可能彻底颠覆他们之间现存的权力关系。地位低下的女秘书对表面上强势的老板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是因为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天她会把自己和老板的不正当关系告诉别人。
保密工作就是通过确保特定的信息不被暴露于众，以阻止可能的破坏性场面出现。其工作就是要降低秘密持有者的威胁性，从而暗中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当一位退休的黑人美国女教师公开在全国范围内宣称，自己是已故的参议员斯托姆·瑟蒙德的私生女时，感到颜面尽失的斯托姆家人尴尬地表示"这种事被公之于众……让我们应对起来非常不堪……我们本来是完全可以私下交流的"。
保密事宜可以是明文规定的，比如，为了防止内部员工泄露名流私生活的保密协议，或者被恰如其分命名的"封口令"，除了"必要的知情权所需了解信息"之外，防止泄露法律规定的秘密信息，以保护罪犯。预先防止有关他们犯罪的信息流传出去的秘密协议，也具有同样的保密性——该完全合法的形式其本质就是贿赂受害者，以换来他们的沉默。
尽管受害者肯定从这些协议中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此举也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名誉，但几乎总是加害者提出"要求在协议中加入保密条款——受害人则几乎无此要求"。不仅如此，这样的秘密协议其存在本身，也成为了被保守的秘密，而这实际上使得这些罪行得以延续。此种保密协议把屡教不改的惯犯们的众多受害人彼此隔绝开来，使得他们无从知晓这些罪犯之前已经被指控过类似的罪行，这等于无形中助长了这些罪犯的犯罪行为：由此，保密协议不良后果的承担者是公众。消费者对不安全商品信息不知情，工人们对不安全工作环境不知情……1933年佳斯·迈威·公司与11名因为石棉感染导致生病的工人达成和解签订保密协议。如果这个秘密不是因此而被保守了45年，那么数以千计的其他工人也许就不会患呼吸道疾病。同样地，当保密协议被用于保护一名有恋童癖的牧师时，他的受害人就不大可能知道他们只是更大范围的受虐者的其中一员。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个案，并把自己的受害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个人化的，而且甚至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责备自己。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样的保密协议，才使得教会当局得以把这些惯犯重新委派到其他教区，并继续猥亵很多年轻的、毫无戒心的受害者。
在震动罗马天主教廷的性侵儿童的丑闻中，最令人揪心的，是法庭体系所扮演的角色。法官已经在多起猥亵儿童案件中签署了保密协议，使得犯罪的神甫再次猥亵更多儿童……一名同意封存法庭记录的波士顿法官表示，"如果事先得知这种做法是多么广泛的话"，她可能并不会这么做了。当然，正是像她这样的裁决，才纵容了教会，得而掩饰性虐待已经成为一个如此大的问题。
上述事件的叠加效应，已经引起了明显的不安。雷蒙德·希尼巴迪说："我现在为收下他们赔偿金的行为感到耻辱。"在1995年因为声称自己被一名牧师虐待后，他得到了教会的保密协议赔偿……"我本应该在当时就起诉，并且召开消息发布会的。如果我们这么干了，那么这个问题早就被披露了。"
可以想见，梅根法案和其他一些禁止私下和解的努力，正是为了制止这种"分而治之"的保密协议而生。
然而正像"闭嘴"或者"管住你的舌头"这类常见说法所表明的那样，和正式的封口令或者保密协议相比，通常更常见的，是非正式的压力，在它们的作用下，敏感信息无法传播。这种压力有时候包括身体暴力。比如当强奸犯捂住受害者的嘴巴，以防她们呼救。或者在17世纪的英格兰，饶舌者的头和舌头则被带倒钩的铁板套住。然而更常见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威胁恫吓，比如加害者或同案被侵害的人，都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在派特·康洛伊的作品《潮浪王子》中，男主角汤姆·温格回忆在他和他的母亲及姐妹被强暴之后，"在爸爸回家前，妈妈把我们叫到起居室，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立下誓言，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在那天的家里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违背誓言，她就不再是我们的妈妈了。她发誓，如果我们把那可怕的一天中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她将永不再和我们讲话"。同样地，哥伦布为了说服西班牙国王他的第二次美洲航行实际上是抵达了中国，就威胁他的水手们说，如果有谁胆敢出来作证，指出他无法就自己宣称过的——古巴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的说法自圆其说的话，他就要割掉此人的舌头。
通常而言，形成秘密的压力，其作用方式还是会更加微妙一些的。"进去，读一下这个"电影《上级命令》里，司令官把一份机密文件递给记者时说，"然后忘掉你读过的。"同样，在几位白宫特勤专员目睹了莱温斯基因为吃醋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情景之后，总统克林顿只需告诉他们的长官："这件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该指挥官用同样微妙的方式对他的下属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下"皇帝的新衣里"的两个骗子，他们宣称这种布料有一种"奇特之处，那就是它对于任何不称职，或者愚不可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见的"。此种先发制人的伎俩，堵住了所有可能说实话的人的嘴。1361电影《堕落的偶像》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个人使用类似的方式诱骗孩子，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目击的这些违法勾当是高度保密的，只有他们才能知道，从而阻止了这些孩子告发他的行为。
确实，迫使对方保守秘密并不需要总是用语言说出来，比如，以升职或者加薪这种方式，来换取一个可能的目击者心知肚明的沉默，又或者一个娈童者只是关上百叶窗或者锁上门。无须多言，使人噤声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以鸦雀无声的方式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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