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的规范构成暗示出，我们对于应该忽视什么具备一定程度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并非总是存在。像艺术家埃德加·德加的《女人与菊花》、路易吉·皮兰德娄的《今晚我们即兴演出》、皮特·蒙特里安的《红黄蓝的菱形构成》以及约翰·凯奇的《4分33秒》等作品，都曾试图挑战那种传统的，把艺术从其可视听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心理框架，这种努力是自觉地对传统注意力安排方式的挑战；比如争论大学招生中，是否应该把族裔当作一个因素来考虑，其本质就是一场"是否相关"的论战。而情人间也会激烈地讨论，一方过去的性史另一方是否有权知道。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有些沉默人人接受，还有些沉默只被一些人认可，而另一些人则持有异议。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促成沉默合谋的规范性压力，然而，迫使这种忽视产生的社会性压力，只有一部分源于规范。我们的注意力所在，以及可表达的范围，是由社会规范和政治所共同限制的，即我们的看、听、说同时受到规范和政治的压力影响。只有当我们审视促成合谋沉默的政治条件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是国王没穿衣服，才更加戏剧化地抓住了"皇帝的新衣"中，房间里的大象所包含的要义。
在此方向上进行探讨的第一步，应该是观察权力在我们注意力和话语表达的社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毕竟社会关系中通常都包含权力，沉默和否认也往往是权力分配不均的产物。
我们能知道多少，部分取决于我们的权力大小。显然，获取机密和"非保密"的信息渠道，是由正式的规章制度按照人员的保密资格的级别规定的，权力级别高低，与获取信息的级别相对应。
权力还使人们有能力控制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数量。于是，如果某信息是非正式渠道传来的，那么一旦知情需要承担责任的话，就可以在今后佯装不知，推搪过去。例如，对于某些不法行为，毕竟假装不知道会方便得多，可以避免日后被追究知情不报的麻烦。因此高官要员会对那些自己其实心知肚明的非法勾当，保持一种"完全而彻底的不知情"状态，以逃避责任。约翰·米歇尔确实不会向理査德·尼克松提到任何有关水门事件的情况，就是为了使得尼克松像"被全身消过毒那样，一尘不染，毫不知情"，因此不会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
此外权力也包括了更广大的可关注视野，例如，在等级分明的组织中，人们根据地位高低而关注级别不同的信息。名旅长应该比他的营长们关注的范围更广，而这些营长也要比他们的连长们有更宽广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911亊件中，在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前，只有几名资深的美国联邦调査局的官员才能把该局在凤凰城，以及明尼那波利斯办公室所提供的零散的信息串联在一起。
无疑，连长们带队打仗时考虑的是战术而不是战略，是由于其职位要求所决定，而非缺乏个人好奇心。同理，我们也不会认为，在整个学校事务层面上，校长和一般教员了解和关心程度大不相同是由他们个人的好奇心程度不同导致的。
比权力包含更大的可关注视野还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控制他人可关注视野大小的能力。比如，教授通过选定必读书单，来决定对于学生们来说，什么才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由学生自行决定。当律师通过提请法庭关注申述的反对意见时，法官有权决定支持还是驳回该申述。
权力还包括了划定哪些为可接受的表达，哪些不是的控制权。毕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说："不要谈论那件事。"划定谈话范畴的权力，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斗争。例如，正是这种斗争，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被小布什要求加入对伊拉克的战争时，指出美国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推广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通过控制"待议事项"以获得对他人可关注及可讨论范畴的控制，是最为常见的方式。例如通过确定什么是议事日程中要讨论的（也暗含了什么是不予讨论的）的政治斗争，就正式地界定了哪些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的内容。通常都是上级决定了下级所应该关注的，而不是相反。同样地，国家领导人通过他们的权力设定了"国家待议事项"，从而决定了公众给予健康保险，教育和国防的关注之多寡。
此外，权力还有改变他人关注方向的能力，这一点是通过"转移话题"实现的。事实上，领导人往往会制造危机（乃至发动战争），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或政治丑闻中转向别处。一些针对小布什的批评家已经明确指出，伊拉克被声称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型武器，其实不过是布什的"大规模转移注意力型武器"，要么就是模仿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借助他那种故意把观众的注意力从电影的主要情节中引开的策略，即"大规模杀伤型麦格芬"。和专业的魔术师一样，拥有权力的人也会专门选择合适的时机，让不受欢迎的或者可能引起尴尬的行为，和其他一些能帮助他们遮掩这些行为的事件同时发生，比如宣布有争议的任命书，或者解雇资深助手等。
凭借大众传媒的力量，领导人抓住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事实上，我们的"群体雷达屏幕"所观看的内容由媒体决定。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做到告诉我们怎么想，但是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上，确实成果惊人。另外，通过决定哪些事务和事件才能上新闻大标题，哪些可以成为电台和电视台新闻报道的头条故事，他们也就决定了哪些话题是与公众相关的。
毫无疑问，媒体还能够仅仅通过选择性地不报道某些事情，就使得它们无法为我们所知。这些不仅仅发生在电视，广播和报纸都由政府控制的极权社会，在明确多元价值观的政治体系中也不例外。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的做法是，对于那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不会扮演什么重要角色的次要候选人不予报道，该行为无疑突显了"非主流"新闻巨大的政治重要性。
事实上，媒体还决定了公众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长短。比如，我们通常持续几周追看某个新闻报道，然而一旦停止报道，我们很快也就忘却，从此不再关注。一个由媒体驱动的公众注意力标准循环模式是：某特定话题或事件先进入公众的视野，停留一段时间，然后逐渐减弱，消失。"犯罪高发潮"所反映的，也许是媒体报道提高了人们对犯罪行为在集体意识上的关注度，而并非是真的犯罪率变高。毕竟，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新闻，也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从我们的公共雷达屏幕中隐退，并最终彻底消失。在这方面的例子，是《纽约时报》在2003年4月21日头版报端发表声明如下："最近几周独占一版的伊拉克战争及后续报道，自今日起，将回归至常规新闻版面。"
类似政治上"待议事项"的设定，在学术界关注和交流领域的社会化构成中，也相当明显。和学校课程表及历史课本一样，博士课程考试的必读书目也体现出权力决定了他人必须关注的和基本上可以忽略的。然而，与之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些更为微妙的"社会心理控制"。比如，学术界并未明言的某种规范，会迫使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他们按照社会预期，从专业角度应该熟悉的资料。仅仅通过翻阅最近文章的参考书目，年轻学者就已经心照不宣地感知到了哪些是"必读"书目，更不用说去阅读被推出的文献点评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那些没提到的，就是无关紧要的。
学者们也会迫于社会化的压力，把自己的智识上所关注的视野，局限在传统的学术表达范围，并且将任何此外的学术活动视为离题，如果还不算完全无关紧要的话。举例来说，我所在的专业团体通过各种奖惩措施，不断地迫使我把自己学术上的兴趣局限在所谓的"社会学"领域，并且默默阻碍我开展任何"历史学"、"心理学"或者"人类学"方面的研究项目。
这种制度性的遮蔽性行为，专门用来限定学术上的关注和交流，以保证知识上的血统纯粹性。这正是为什么很少有学者得以跨越他们褊狭的心灵角落，在阅读和写作上向着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其他知识领域的跑马场上进发。那些忽视此种社会压力的人，则常常在求职，升职，申请研究经费和出版著作等方面遇到许多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须知对传统上彼此分开的精神领域加以整合，恰恰是人类创造力的鲜明特色。
权力还包括了控制或阻止他人获得信息。毕竟，是父母告诉孩子什么书能读，什么书不能读，什么电视节目能看，什么节目不能看，而不是反过来。
阻止他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是官方的内容审査，比如报刊停印广播停播，取消电视节目或禁止刊行历史教科书。也可能是通过一种不那么正式的"善意的建议"，比如"别问那么多了"或"管好自己的事儿"。当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的财务长询问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财务主席，关于付给水门"水管工"钱的事情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知道，而且你肯定也不会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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