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显然意识到一件事：快乐得来不易。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很难看到有哪个现象能够证明当代的人显然比过去的人更为满足。事实上，甚至还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舒适及安全，但自杀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
在秘鲁、危地马拉、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这些贫困而政局不稳定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1人自杀。但在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这种富裕且和平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25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数韩国民众生活贫穷、未受教育、深受传统束缚，并且活在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是一个领先的经济强国，国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数一数二，并且享有稳定而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韩国在1985年大约每10万人中有9人自杀，如今的自杀率则超过3倍，达到每10万人有30人自杀。32
当然，也有些趋势是日渐向好、令人乐观的。比如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这无疑让人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缓解了现代生活的压力。然而，就算我们确实比先人快乐了那么一些，但整体福利的增加幅度还是远远小于预期。在石器时代，人类平均每天能获取4000卡路里的热量，其中除了食品之外，还包括准备工具、衣服、艺术和营火所需的能量。而今天，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22.8万卡路里的热量，除了填饱自己的胃，还要供给自己的汽车、计算机、冰箱、电视所需。33这么看来，美国人平均使用的能量足足是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近60倍。但美国人真的比以前快乐60倍吗？这种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而且，就算我们已经克服许多昨日的苦难，但想要获得快乐，可能远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难。对于一个濒临饿死的中世纪农民，只要给他一块面包，就能让他非常快乐。但如果是一个百无聊赖、薪水超高、身体超重的现代工程师，你要怎么让他快乐起来？对美国而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黄金时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随后在冷战时期也取得更关键的胜利，让美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GDP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新发明的避孕药让性爱变得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妇女、同性恋、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终于从美国这块大饼中分到了比过去大许多的一块。便宜的汽车、冰箱、空调、吸尘器、洗碗机、洗衣机、电话、电视和计算机如潮水般涌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变了样。但研究显示，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观幸福感，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结果仍然大致相同。34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史上最快。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财富，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形成了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影响，但对日本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生活还是如同20世纪50年代时一样满意或不满意。35
看来幸福感有一个神秘的玻璃天花板，虽然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却未能实现同步。就算我们能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物、治愈所有疾病、确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这个玻璃天花板。要实现真正的幸福快乐，难度并不比战胜老死小多少。
幸福快乐的玻璃天花板有两大支柱，分别属于心理与生物层面。在心理层面，快乐与否要看你的期望如何，而非客观条件。仅有和平繁荣的生活，并不能让我们满意；现实必须符合期望，才能让我们满足。但坏消息是，随着客观条件改善，期望也会不断膨胀。于是，虽然人类近几十年来的客观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满足，而是更大的期望。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未来不论达到什么成就，可能我们还是会像当初一样，永远不会真正满足。
从生物层面来说，不管是期望还是幸福感，其实都是由生化机制控制的，而不是由什么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决定的。根据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愉悦的感觉，而且并未接触到不快的感觉。边沁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大自然让人类由两个主人控制：快乐和痛苦；我们的所为、所言、所思，都由这两个主人决定。继承边沁思想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则解释，幸福快乐也就是只有愉悦、没有痛苦，而在愉悦与痛苦之外，并没有善恶之别。如果有人想根据愉悦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话语或国家利益）推导出善恶，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想骗你，而且也可能骗了他自己。36
在伊壁鸠鲁的时代，这种言论是亵渎神灵。在边沁和穆勒的时代，这种言论是反动颠覆。但在21世纪初，这就成了科学正统。根据生命科学的说法，快乐和痛苦只不过是身体各种感觉的总和。愉悦或痛苦从来就不是对外在世界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自己体内感觉的反应。失业、离婚或国家之间开战，这些事件本身并不会让人受苦。唯一能让人痛苦的，是自己身体里不愉快的感觉。失业会引发沮丧，而沮丧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身体感觉。世界上可能有一千种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但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身体里面温度升高、肌肉紧绷的感觉，这才是愤怒的真相。我们说“怒火中烧”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根据的。
相对地，科学也认为没有人是因为升职、彩票中奖甚至找到真爱而快乐。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的，只有一件事，别无其他，那就是身体里的愉悦感觉。想象自己是马里奥·格策（Mario Götze），担纲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的攻击型中场，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这时已经开赛113分钟，两队都未能得分。再过短短7分钟，就要迎来恐怖的点球大战。里约的马拉卡纳（Maracanã）体育场塞满了75000名无比兴奋的球迷，全球还有几百万观众焦急地紧盯着屏幕。你离阿根廷队的球门只有几米，这时安德烈·许尔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朝你一记妙传！你胸部停球，看着球向你的腿落下，你在空中起脚劲射，看着球飞过阿根廷队门将，钻进球网。进了！体育场如火山爆发，几万人疯了一般大吼，你的队友冲上来拥抱亲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数百万观众也在电视屏幕前激动落泪。这时你欣喜若狂，但并不是因为射进阿根廷队球门里的那颗球，也不是因为挤爆巴伐利亚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欢天喜地，而是因为在你的身体里各种感受正如风暴一般袭来，而欣喜若狂就是对这些感受的回应。你觉得有冷战在你的脊椎那里上上下下，电波一波一波冲过身体，好像自己体内融入了几百万颗爆炸的能量球一般。
你不用在世界杯决赛踢进制胜一球，也能得到这样的感觉。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职，让你开心地跳了起来，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的心灵深处，其实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实际生物的感觉。如果你升职，但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这种愉悦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满意。反之也是如此。如果你刚被开除（或是输了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但感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嗑药），一样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坏消息是，愉悦的感觉很快就会消退，迟早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觉。就算踢进了世界杯决赛的制胜一球，也无法保证一生都幸福。事实上，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同样，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职，很有可能虽然现在我还在这个位子上，但当初听到消息时的愉悦感早已经在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觉，就得再升职一次。然后再一次。这时如果没能升职，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可能远比当初干脆一直当个小职员更大。
这些都是进化的错。历经无数代人之后，我们的生化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不是快乐幸福的机会。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化系统就会用愉悦的感觉来回应。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营销伎俩罢了。我们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侣，就是想避免饥饿带来的不愉悦感觉，并且享受进食的愉悦、性爱的高潮。但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侣。
如果哪天出现一种罕见的突变，让某只松鼠只要吃了一颗坚果，就能一辈子感受无比的快乐，情况会怎样？从技术角度来说，只要从松鼠的大脑下手，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谁知道呢？或许几百万年前就出现过这样幸运的松鼠。但是，如果是这样，这只松鼠的一生将极其快乐但也极其短暂，让这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迅速画下句点。个中原因在于，觉得快乐的松鼠再也不会努力去找更多坚果，更不用说求偶交配了。至于和它竞争的其他松鼠，吃过坚果才5分钟就又觉得饿，反而能有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并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同理，人类收集的坚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带来长期的满足。
可能有人会说，情况也没那么糟糕，因为让我们快乐的不是那些结果，而是追求目标的过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会比站在山顶更令人满足，挑逗和前戏要比最后的性高潮更为精彩，进行开创性的实验也比最后获得赞美和奖项更有趣。然而，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全貌，只是说明进化会用各种不同种类的愉悦来控制我们罢了。有些时候，进化是用愉悦或安宁的感觉来引诱我们行动；还有些时候，是用得意或兴奋的感觉刺激我们向前。
动物在寻找某种增加生存和繁衍机会的物品或对象（例如食物、伙伴或社会地位）时，大脑会产生警觉和兴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促使动物更加努力。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把电极连接到几只大鼠的脑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制造出兴奋的感觉。接着，当他们让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选一时，大鼠宁愿选择踩踏板（很像小孩宁愿玩电子游戏也不想下楼吃饭）。这几只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地不起。37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喜欢比赛过程的兴奋大于最后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让比赛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开心的感觉。比如爬山、玩电子游戏或相亲，这些活动中绝不可能只有压力、绝望或无聊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否则不可能有人参加。38
可惜的是，参加比赛的那种兴奋感，就像胜利时的幸福感一样转瞬即逝。风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着指甲看道琼斯平均指数上上下下，电子游戏玩家享受在计算机屏幕上打怪物，但对他们来说，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险并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就像大鼠必须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风流男子、商界巨擘还是电子游戏玩家，一样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这里的期望一样会因现有条件而适应，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战，很快就变成今天的沉闷。或许幸福快乐的关键既不是比赛，也不是金牌，而是能调和出兴奋与安宁这两种元素的正确剂量；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断在紧张与无趣这两端来回跳动，到了一端就开始对另外一端感到不满。
如果科学说得没错，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掌握的，那么唯一能确保长久心满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掌控这个系统。别再管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物化学。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开始这么做了。50年前，精神类药物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如今这种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论这是好是坏，现在有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愈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偶尔袭来的忧郁。
举例来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类的兴奋剂。2011年，美国因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服用药物的儿童就有350万。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39这些药物原本用于治疗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连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开始服药，希望借此提高成绩，以迎合老师和家长越来越高的期望。40很多人相当反对这种发展，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统。如果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压力过大、成绩不佳，或许我们该怪的是学校教育方法过时、教室过度拥挤、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不正常。或许该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各种相关论点的历史演变十分耐人寻味。几千年来，对于教育方法的争论从未停息，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论，而且都对其他理论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还有一点共识：想改善教育，应该从学校下手。而现在大概是历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经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从学生的生化状态下手。41
军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美国有12%的伊拉克驻军、17%的阿富汗驻军曾服用安眠药或抗抑郁药物，以缓解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痛苦。人会感觉到恐惧、抑郁和精神创伤，原因不在于炮弹、诡雷或汽车炸弹本身，而在于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网络。同时遇上同一场伏击的两名士兵，可能一个吓到呆滞、方寸大乱，之后几年间噩梦连连；另一个却能勇敢向前杀敌，最后荣获勋章。这里的不同点就在于两名士兵身体里的生物化学反应，如果能设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鸟，让士兵更快乐，军队也更有效率。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