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走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远远差了一大截，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所说的是，必须等到一个世代离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如果普京继续在位90年，你觉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来就会活到150岁，那么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还会是斯大林，138岁，老当益壮；毛主席，123岁，年富力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等着从121岁的乔治六世手中继承王位，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继位。
让我们回到现实，现在还远远无法肯定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的预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来，在21世纪想永葆青春还为时过早，现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会迎来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过去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论在未来100年人类寿命再翻倍达到150岁，还言之过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不到40岁，是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和暴力让许多人还很年轻便离开人世。但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智人自然的寿命长度。人们可能想不到，其实在几百年前，活到七十几岁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岁，牛顿享年84岁，米开朗基罗更是高寿88岁，而且当时还没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协助。而且，就连丛林中的黑猩猩，有时候都能活到六十几岁。30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还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完整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绝对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无法达到永生，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仍有可能是接下来这个世纪的旗舰计划。考虑到我们对于“生命神圣”的信念、整个科学界的动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一场对死亡的无情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我们的意识形态看重人类的生命，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人类死亡。只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死，我们就会努力战胜这种原因。
对于这项挑战，科学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乐于应对。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有谁能想到比战胜死亡更令人兴奋的科学议题，又有什么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场？如果你已年过40岁，请闭上眼睛一分钟，回想自己25岁时的身体状况，不只是想起外表，更会想起当时那种感觉。如果能让你回到当时的状态，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钱？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愿意不惜一切的顾客也必然不在少数，足以构成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如果这些还不够，单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就已经深植在多数人的心中，足以推动向死亡宣战。只要人们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就会从小训练自己压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欲望，或是驾驭这种欲望，将其运用到其他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人们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谱出“不朽”的交响曲，在战争中奋力争取“永恒的荣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不论是艺术的创造、政治的投入，还是宗教的虔诚，很大部分其实正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所推动的。
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从对死亡的恐惧发展出灿烂的职业生涯。曾有人问他，是否想在大银幕上永远活下去。他回答：“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想靠作品来达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论是永恒的荣耀、全国性的悼念会，还是对天堂的梦想，都很难替代像伍迪·艾伦这种人真正想要的：不要死。一旦人们觉得（不论理由充分与否）有很好的机会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会让他们再去承担艺术、意识形态或宗教这样的重担，于是引起如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如果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国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争夺永恒的青春。
幸福快乐的权利
人类未来的第二大议题，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乐的关键。历史上已有无数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众认为，所谓的“至善”与其说是拥有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能够幸福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崇拜神是浪费时间，死后一切不复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古代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享乐主义，但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预设思想。由于对来世概念有所怀疑，让人不只想追求长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间的快乐。毕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对伊壁鸠鲁来说，追求快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则相反，认为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如果没有政府规划、经济资源和科学研究，个人追求快乐并不会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国家战火纷飞、经济陷入危机、医疗护理求而不得，快乐就成为天方夜谭。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所谓至善就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并认为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许多政府、企业和实验室也曾号称追寻着边沁的理想，但实际上仍然专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要评断国家是否强大，看的是领土大小、人口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国民是否幸福快乐。德、法、日这些工业化国家虽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统，但仍然是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是确保个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地为国家服务。年轻人到了18岁去当兵，除了爱国也得识字，这样才能读懂将领的命令，制订明天的作战计划。他们还要懂数学，才能计算炮弹的轨迹或破解敌人的密码。另外还得了解一定的电子学、机械原理和医药知识，才能操作无线电设备、驾驶坦克，以及照顾受伤的战友。这些人离开军队后，会成为职员、教师或工程师，撑起一个现代经济体，缴纳大量税金。
卫生系统也是如此。19世纪末，法、德、日等国开始为大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为婴儿提供疫苗，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为青少年提供体育课程。另外还将腐臭的沼泽排干，消灭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人民快乐，而是让国家更强大。国家需要强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妇女，这样才能生养出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员能够在上午8点准时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连福利制度，最初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利益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率先开办国家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民忠诚，而不是增加国民福利。你在18岁为国家打仗，在40岁愿意纳税，是因为希望到7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31
1776年，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列为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权利。关键的一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的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的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我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快乐、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幸福、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我就有权利去追求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错的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的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一个世纪、为了国家强大而设的巨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的幸福与福利而服务。不是我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原本只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幸福快乐的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么让我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一标准，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的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一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的新加坡人，还是当一个生产力较低但心满意足的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必都很幸福快乐吧？
事实并非如此。伊壁鸠鲁把幸福快乐定义成至善的时候，就曾告诫弟子，快乐是件辛苦的差使。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我们长久感到满足。事实上，盲目追求金钱、名誉和欢愉，只会让我们痛苦不堪。举例来说，伊壁鸠鲁就建议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控制。从长远来看，深厚的友谊会比一夜狂欢让人更快乐。通往幸福快乐的道路其实暗藏艰险，伊壁鸠鲁则规划出整套伦理上的行为准则以作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