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以喝茶为例。最早，我是在早上读报的时候，喝加了许多糖、质量最普通的那种茶。那时喝茶只是个借口，主要是想享受糖分带来的快感。直到某天，我才发现自己看了报纸、摄取了糖分，但几乎不算真的喝了茶。于是，我把糖量减少，把报纸放在一边，闭上眼睛，专心喝茶。我开始感受到茶独特的香气和风味。很快，我开始想试试不同的茶，有红茶、绿茶，比较着各种茶高雅的口感、微妙的香味。不过短短几个月，我就无法再满足于超市品牌，而是到高档的哈罗德百货买茶。我又开始特别喜欢一种“熊猫茶”，产自四川雅安山区，是一种以大熊猫粪便为肥料种植的茶叶。就是这样，我一杯一杯地喝着茶，磨炼着对茶的敏感性，学会了品茶。如果在我喝茶的早期，就拿了明代的瓷杯来品味熊猫茶，可能并不会感觉与用纸杯泡茶包有太大差距。没有必要的敏感性，就无法体验到某些事物；没有长期的体验，就无法培养敏感性。
关于茶的这一套，也可以应用到所有其他美学和伦理知识中。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带着良知。在人生旅程上，害人者人恒害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件事，道德的敏感性就会变得敏锐，这些体验就能提供有价值的道德知识，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以及自己是怎样的人。
因此，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经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他还写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4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的座右铭。
*
根据中国哲学，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但对于由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创造的现代世界来说，却的确如此。每股科学的阳，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反之亦然。阳给了我们力量，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现代性的阳和阴，就是理性和情绪、实验室和博物馆、生产线和超市。人们常常只看到阳的一面，认为现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学、逻辑和实用主义，像是实验室或工厂。然而，现代世界其实同时也是个奢华的超市。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人文主义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于是这个神话便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旅行社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而是新奇的体验。
同样，现代之前的叙事多半强调外部事件和行动，但到了现代的小说、电影和诗，常常强调的就是感受与感觉。希腊、罗马史诗或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记录的都是英勇的行为，而不是种种感受。这一章讲的可能是某个勇敢的骑士如何挑战可怕的食人魔，最后杀了食人魔。另一章又讲了骑士如何从喷火恶龙手中救出美丽的公主，最后杀了那条龙。再一章讲的是邪恶的巫师抓走了公主，但骑士追了上去，最后杀了巫师。毫无疑问，这里的英雄一定是个骑士，而不会是木匠或农民，因为农民不会有英雄的行为。
重点是，这里的英雄也不会有什么内心的重大变化过程。不论是阿喀琉斯、亚瑟王、罗兰还是兰斯洛特，都早在踏上征途之前就已经是无畏的战士，拥有骑士的世界观。到了最后，他们仍然是无畏的战士，世界观也仍然维持不变。他们杀了这么多食人魔，救出这么多公主，人们肯定了他们的勇气和坚毅，他们却不见得真的学到了什么。
到了人文主义，重点放在感受和体验，而非各种行为，于是艺术也因此改变。在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左拉的笔下，讲的不是什么英勇的骑士或骑兵，而是刻画一般劳工和家庭主妇内心的感受。有些人认为，讲到现代关注内心生命而非外在行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正是巅峰之作。以洋洋洒洒的26万字，乔伊斯描述了两位都柏林人斯蒂芬·德迪勒斯（Stephen Dedalus）与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的一天，他们在那一天里，所做的就是……几乎什么都没做。
很少有人真能把《尤利西斯》完整读完，但这种焦点转移现在也同样成了多数大众文化的基础。在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常常获赞（或遭斥），掀起了真人秀的狂热。《幸存者》是史上第一部登上尼尔森收视排行榜首的真人秀节目，2007年的《时代》杂志也将它列入史上百大电视节目。5在每季节目中，20位参赛者穿着不能再小的泳装，身处某个热带小岛上。前方有各种挑战等着他们，而在每集最后，都会投票让其中一人离开。最后剩下的人，就能拿走100万美元。
如果有观众来自荷马时代的希腊、罗马帝国或中世纪欧洲，会发现这个概念十分熟悉且有吸引力。有20位挑战者走了进来，但最后只有一位英雄能走出去。“太好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王公贵族，或中世纪骑士，就会一边这么想，一边坐下来看着。“接下来一定是精彩万分的冒险举动、生死攸关的战斗场面，以及英雄与背叛的誓不两立。这些战士可能会在背后刺人一刀，或是把彼此的内脏都给掏出来！”
他们可要失望了。这里的背后刺人一刀只是个比喻。节目每集大约一小时，而牙膏、洗发水和麦片的广告就占了15分钟。另外还有5分钟左右，是用来处理幼稚得不可思议的挑战，比如谁能把最多的椰子扔进篮筐，或者谁能在一分钟内吃下最多只虫子。其他时间，这些“英雄”只是不断谈着自己有什么感受。他说这、她说那，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如果真有一个骑士坐下来看这个节目，大概会穷极无聊又极度不耐烦，最后抡起战斧把电视机劈了。
我们今日看来，可能会觉得中世纪的骑士都是毫无感性的野蛮人。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大概会被我们送去看心理医生，要他们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感受。而这正是《绿野仙踪》里面那个锡皮樵夫的遭遇。他和桃乐丝及她的朋友一起走着黄砖路，希望等他们到达奥兹国之后，大巫师能给他一颗心。同样，稻草人想要的是大脑，而狮子想要的是勇气。到了旅程的终点，他们发现大巫师只是个江湖术士，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愿望。但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事：他们希望拥有的一切，早已在自己心里了。要变得敏感、聪明、勇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巫师的魔法，只要继续沿着黄砖路走下去，敞开心胸迎接任何体验。
一模一样的教训，也发生在柯克舰长与皮卡德舰长乘着“企业号”在星系航行；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逍遥骑士》（Easy Rider）的怀特和比利骑着哈雷摩托；其他无数公路电影中的无数其他角色，离开了在宾州（或是新南威尔士）的家乡，开着一辆旧的敞篷车（或是搭着巴士），感受到一次又一次改变生命的体验，敞开心扉，谈着他们的感受，最后到了旧金山（或是爱丽丝泉），成了一个更好、更聪明的人。
战争的真相
“知识=体验×敏感性”这个公式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流行文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某些重量级议题的看法，例如，战争。史上大多数时候，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场战争究竟是否正义，他们会去问上帝、经文、王公贵族或牧师神父。但很少有人会去问问二等兵或一般平民的意见或感受。荷马、维吉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笔下的战争叙事，都是以皇帝、将军和英雄的行动为重点，虽然并未隐瞒战争的苦痛，但是各种荣耀和英雄主义却提得更多。普通士兵出场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亚屠杀成堆的尸体，又或是混在欢呼的人群之中，肩上举着胜利的大卫。
让我们以下面这幅画为例，主题是1631年9月17日的布莱登菲尔德战役（Battle of Breitenfeld）。
在画中，画家让–雅克·瓦尔特（Jean-Jacques Walter）赞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带领军队在该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画中英姿勃发，颇有战神气魄。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国王仿佛下棋的棋手，指挥战场如同掌控棋局。至于那些棋子，大概就是些没什么差别的角色，或是背景里的小点。这些人进攻、逃跑、被杀、死亡时有何感受，瓦尔特并不在意。他们就是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
就算有些画家所画的重点已经不是指挥官，而是战场本身，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更看重整体的调度，而不是其中个体的感受。举例来说，图35是由彼得·斯奈尔斯（Pieter Snayers）所绘，是1620年11月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画中描绘天主教在30年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胜利，击败了反叛的新教异端。斯奈尔斯煞费苦心，在画中记录各种阵型、布局及部队移动，庆贺这场胜利。观者很容易就能看出不同的部队、各自的武器，以及在战斗序列中的位置。但对于小兵的体验和感受，斯奈尔斯认为其重要性就远远不如部队了。正如让–雅克·瓦尔特，斯奈尔斯所用的视角也仿佛我们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让我们觉得战争就是个巨大的棋局。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可能得用上放大镜），就会发现白山战役要比棋局复杂一些。乍看像是抽象的几何图像，细看才发现是血腥的屠杀场面。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个别士兵的面容，可能是在奔跑或逃跑、开枪或是执矛刺向敌人。然而就算这些场景，也要从整体画面的定位来看，才有意义。如果看到炮弹将某个士兵炸得粉碎，我们首先会知道这属于伟大天主教胜利的一部分。接着，如果这是个新教士兵，他的死代表的是叛乱和异端的公正报应。而如果这是个天主教士兵，他的死则是为了崇高事业的伟大牺牲。画面上方可以看到天使在战场上空盘旋，执着白色横幅，以拉丁文说明这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如此重要：上帝帮助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在1620年11月8日击败了敌人。
几千年来，我们讲到战争，看到的是神、皇帝、将军，以及伟大的英雄。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国王和将军慢慢被推到一旁，注意力开始移到小兵和他们的体验上。比如《西线无战事》这种战争小说或《前进高棉》这种战争电影，讲的都是新兵的故事，他们对自己和世界都所知甚少，却背负了希望和假象的沉重负担。他们认为战争是光荣的、开战的理由是正义的、领军的将军是个天才，但经过几个星期真正的战火洗礼，所有的泥泞、流血加上死亡的气味，让他们的幻想一一破灭。如果他们活了下来，这些原本天真的士兵离开战场后，就会成为更聪明的人，不再相信学校、电影和政客花言巧语中的陈词滥调与理想。
但矛盾的是，现在这种叙事又已蔚为主流，甚至是学校、电影和政客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就连《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黑鹰坠落》这些好莱坞大片，都警告着“战争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不同”。随着在胶卷、散文或诗歌中得到重视，底层小兵的感受成了战争叙事的最终权威，每个人都学会必须对他们给予尊重。有个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几个越战退伍老兵才能换好一个灯泡？”“你不会知道，因为你当时不在那里。”6
至于画家，笔下也不再出现马背上的将军或战术上的调度，而是努力描绘小兵的感受。请先回头看一下《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白山战役》。接着再请看下面两幅，被认为是20世纪描绘战争的杰作：奥托·迪克斯（Otto Dix）的《战争》（Der Krieg），以及托马斯·李（Thomas Lea）的《2000码的凝视》（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迪克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德军，李曾为《生活》杂志报道1944年的贝里琉岛（Peleliu Island）战役。在瓦尔特和斯奈尔斯的眼中，战争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某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在迪克斯和李的眼中，战争则是一种情感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战争造成了什么感受。他们并不在乎将军的指挥有多天才或哪场战役有哪些战术上的细节。迪克斯所画的士兵可能是在凡尔登、伊普尔或索姆河，但无关紧要，因为不管在何处，战争都是地狱。李所画的刚好是贝里琉岛上的一个美国大兵，就算换成硫磺岛上的日本士兵、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的德国士兵或敦刻尔克的英国士兵，脸上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2000码凝视”。
在迪克斯和李的画中，战争的意义并不是来自战术调动或神圣的宣告。想要了解战争，不该去仰望山顶上的将军或天上的天使，而是应该看看二等兵的眼睛。李画出了受创士兵张大的眼睛，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一窥战争的恐怖真相。而在迪克斯的画里，真相已经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必须用防毒面具加以部分掩饰。战场上空并没有飞翔的天使，只有一具腐烂的尸体，挂在残破的梁上，手指定定地指着一个方向。
像迪克斯和李这样的艺术家协助颠覆了看待战争的传统视角。更早的许多战争，残酷程度当然不亚于20世纪的战争。但在那之前，这些残酷的经历都处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之中，被赋予了正面意义。战争可能如地狱，同时也是通往天堂的门户。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士兵可以安慰自己：“确实，我感到苦痛。但教皇和皇帝曾说，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所以我的苦痛是有意义的。”奥托·迪克斯的逻辑则相反。他认为个人体验才是一切意义的源头，因此他的想法会是：“我感到苦痛，而这是坏事，所以整场战争也就是坏事。如果德意志皇帝和神职人员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肯定犯了错。”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