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升起于凡人的心。
在伦理和政治上是这样，对美学也同样适用。在中世纪，艺术有客观的标准。这些美的标准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随波逐流，人类的品味应该去追求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这在当时十分合理，因为启发艺术的是一些超越人类的力量，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感受。他们认为，是缪斯、天使和圣灵执起了画家、诗人、作曲家和建筑师的手，完成各种创作。很多时候，如果作曲家写出一首美丽的圣歌，众口赞颂的不是那位作曲家，原因就像大家不会赞颂那支笔一样。笔只不过由人的手指控制和指引，而人又由上帝的手来控制和指引。
中世纪的学者深信古希腊理论，认为是星辰在天上的运动，创造了天堂的音乐并渗透整个宇宙。如果人类身体和灵魂的内在运动能够与星辰创造的天堂音乐达到和谐同步，就能享有身心健康。因此，人类音乐该响应的是整个宇宙的神圣旋律，而不是血肉之躯的作曲家心中的观念和奇想。最美丽的圣歌和曲调，通常都不是出自人类艺术家的天才，而是神灵降下的灵感。
这种观点已不再流行。今天，人文主义者认为艺术创作和美学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的感受。音乐由我们内心所发，也依我们内心判断，既不需要遵循星辰的韵律，也不需要听从缪斯和天使的命令。星辰根本就是悄然无声的，而缪斯和天使也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现代艺术家试图接触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上帝。也就难怪，现在当我们要评判艺术时，已经不再认为有任何客观标准，而是再次转向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伦理上，人文主义的座右铭是“感觉对了，就做吧”。在政治上，人文主义告诉我们“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在美学上，人文主义说“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因此，艺术的定义变得开放了。1917年，杜尚买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普通小便池，宣布这是一件艺术品，命名为《喷泉》（Fountain），签了名，放到巴黎博物馆。对这件作品，中世纪的人根本懒得理，认为根本是毫无道理，连批评都是浪费氧气。但在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杜尚这件作品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里程碑。在全球各地的无数美术教室里，都会给学美术的大一学生看看杜尚的这件《喷泉》。接着在老师的一声指示下，就像群魔乱舞吵了起来。“这是艺术！”“不是！”“就是！”“不可能！”等到学生充分发泄了一阵，老师就会让讨论重新聚焦，询问：“艺术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判断某个事物是不是艺术作品？”经过几分钟你来我往，最后老师就会把全班引向正确的方向：“只要有人认为是艺术，就是艺术；有人认为美，就是美。”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小便池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权威，能说大家都错了？今天，杜尚这件杰作的复制品在全球许多最重要的博物馆展出，包括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复制品可是在画廊里展示，而不是放在洗手间）。
这种人文主义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经济。在中世纪，整个生产流程由公会操纵，个别工匠或客户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品味。什么是好椅子，由木匠公会决定；什么是好面包，由面包师公会定义；哪些歌曲算是高尚，哪些又是垃圾，由名歌手（Meistersinger）公会判断。与此同时，王公贵族与市议会控制了工资和商品价格，偶尔也会逼迫民众购买特定商品，价格与数量都不由民众决定。在现代自由市场中，这些公会、议会和王公贵族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顾客的自由意志。
假设丰田想制造一款完美的汽车，可能会成立一个包含各领域专家的委员会：找来最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集合最好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再聘请几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顾问。为了万无一失，再加上一两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及几位全球知名的艺术家。经过五年研究开发，他们终于推出一款完美的汽车，生产了几百万辆，运到世界各地的汽车经销商手中。然而，这款车却一台都没卖出去。这是否代表着顾客犯了错，有眼无珠？在自由市场上，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不想要，就代表这款车不好。就算所有大学教授和所有神职人员都高声疾呼这是一辆很棒的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顾客不要，就是烂车。没有人有权说顾客错了，哪国政府也不会斗胆强迫公民违背意愿一定得买某辆车。
汽车的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产品。例如，让我们听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的利夫·安德森（Leif Andersson）教授怎么说。他的专长是农场动物的基因改良——让猪长得更快、牛奶产得更多、鸡肉量更大。他在接受《国土报》（Haaretz）访问时，记者内奥米·达罗姆（Naomi Darom）询问，这样的基因操作是否会给动物造成许多痛苦。这些“加强版”的奶牛乳房太大，几乎无法走路，而“升级版”的鸡也是肉量过多，几乎站不起来。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坚定：“一切都要回到个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肉品支付多少价格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加强版现代鸡，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全球肉品消耗量……如果客户只问什么肉最便宜，这就是我们给的答案……客户需要决定自己最看重什么，看看究竟是价钱，还是其他因素。”3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寝时，并不会良心不安。只要顾客愿意购买这些加强版动物的各种产品，就代表他已经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和欲望，也就代表他做得再正确不过。同样，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判断自己是否还符合“不作恶”的座右铭，判断标准就在于财务报表。如果现在看来财源滚滚，代表有几百万人都爱它的产品，也就代表这是一股善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说民众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顾客永远是对的，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如果有几百万人都是通过自由选择，购买了公司的产品，你凭什么说他们错了？
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点就在于顺从、背诵经文、研读古老传统。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就得背出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或圣托马斯·阿奎纳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要教导学生自己思考。能知道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和阿奎纳对政治、艺术和经济有何看法是很不错，但因为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在于我们的内心，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问他想教的是什么。他可能就会回答：“这个嘛，我教的科目是历史（量子物理或艺术），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不见得总会成功，但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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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从天上转移到人类的内心，整个宇宙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了。对于外在世界，原本的印象充满各种神、缪斯、精灵、食尸鬼，但现在就是一片空无的空间。对于内心世界，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种原始激情的一块空地，但现在忽然变得如此具有深度、广度且难以度量。对于天使和魔鬼的概念，已经从漫游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实体，转换为人类心灵中的内部力量。天堂和地狱也不再是云层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实际地点，而是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只要你心中燃起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就是经历地狱的苦痛；只要你原谅敌人、忏悔错误、与穷人分享财富，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中世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无法判断正误、好坏、美丑。这还得了？但相较之下，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却是再容易不过，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仍然能够从内在的体验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如果内心叫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心告诉我，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下面，我以5张照片解释人文主义。
踏上绿野仙踪的黄砖路
正如所有其他权威来源，“感受”也有其缺点。人文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的内在自我，但是当我们去叩门的时候，却常常没有响应，或是众声喧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文主义又宣称有一个新的权威来源，同时还提出配套的新方法，告知大家如何使用这种权威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知识的主要公式是：知识=经文×逻辑。[2]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们会阅读相关经文，并用逻辑来理解经文的确切含义。举例来说，学者如果想知道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就会快速扫过《圣经》里的内容，寻找相关参考记述。有人就会指出，《约伯记》38：13提到，上帝“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于是学者就会用逻辑推断，因为这个世界有“四极”，一定就是个平坦的正方形。但另一位贤者不接受这种诠释，要大家看看《以赛亚书》40：22，里面提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岂不就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学者会花费多年时间泡在学校和图书馆里，读着越来越多的经文文本，不断锻炼自己的逻辑，让自己能够正确了解文本的意义。
科学革命的知识公式则非常不同：知识 = 实证数据×数学。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相关的实证数据，再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举例来说，要测量地球真正的形状，可以先从在世界各地观察太阳、月亮和行星开始。等到累积了足够的观测值，只要运用三角学，不仅能够推断地球的形状，就连整个太阳系的结构也能推知。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科学家花费多年时间泡在观测站、实验室和研究考察里，收集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不断锻炼自己的数学工具，让自己能够正确解读数据的意义。
这个知识的科学公式让我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取得惊人突破，但它有一个重大缺点：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中世纪学者可以完全肯定谋杀和偷窃是错的，也知道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指示，因为经文里就是这么说的。但科学家无法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不管有多少数据、数学功力多强，都不可能证明谋杀是错的。然而，人类社会如果缺了这种价值判断，就无法维系。
要克服这个困难，方法之一是在新的科学公式之外，继续应用旧的中世纪公式。如果碰上实际问题，比如确定地球的形状、搭桥或治病，就收集实证资料，做数学分析。如果碰上伦理问题，比如能不能允许离婚、堕胎和同性恋，就转向经文求助。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21世纪的伊朗，许多现代社会都采用这种解决方案。
但人文主义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等到人类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一个获取伦理知识的新公式出现了：知识=体验×敏感性。如果想知道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并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们。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方法要靠多年的体验累积，并锻炼敏感性，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体验。
体验究竟是什么？体验并不是实证数据，也不是由原子、电磁波、蛋白质或数字组成。体验是一种主观现象，有三个主要成分：知觉、情绪及想法。在任何时刻，我的体验都包括了我的一切感知（热、愉悦、紧张等），我感觉到的情绪（爱、恐惧、愤怒等），以及一切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么？敏感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注意到自己的知觉、情绪和想法；第二，允许这些知觉、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当然，并不是略有风吹草动就反应激烈，重点是要对新的体验持开放态度，允许新的体验改变自己的观点、行为甚至个性。
体验和敏感性会形成一个彼此加强的无限循环。没有敏感性，就无法体验任何事物；没有体验各种事物，就无法培养敏感性。敏感性并不是能够靠读书或听演讲来培养的抽象能力，而是一个实践技巧，必须在实践中慢慢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