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分裂
到目前，我们一直把人文主义讲得好像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世界观。但事实上，人文主义就像任何兴盛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不免分裂。经过传播演变，人文主义分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的派别。虽然所有人文主义派别都认为人类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但对于人类的体验却各有诠释。
人文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第一是正统派，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声音、永不重复的一连串体验。每个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线，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为这个宇宙增添色彩、深度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尽量自由自在地体验世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艺术中，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该比国家利益或宗教原则更为重要。个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美丽、丰富、有意义。由于这种正统派强调自由，也就称为“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或简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3]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艺术认为，观看作品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只要感觉对了，就该去做。自由主义教育认为，我们要为自己思考，因为从内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20世纪，人文主义的社会公信度及政治力量与日俱增，开始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社会人文主义（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进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两个分支都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人类的体验是意义和权威的本源，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或神圣的法则经典。举例来说，如果你问马克思，让10岁小孩在烟雾弥漫的工厂里工作12个小时，究竟有什么错？他会告诉你，这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我们之所以应该避免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这使人痛苦。
然而，社会人文主义者和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指出，自由主义对人类体验的理解还有不足。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是个人现象。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事，彼此的欲望也有所冲突。如果所有的权威和意义都来自个人体验，当彼此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
2015年7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碰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女，她的家人正在德国寻求庇护，但即将被驱逐出境。这位名为琳姆（Reem）的少女，以流利的德语对默克尔说：“看到别人能享受生活，自己却不能，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默克尔回答“政治有时是很残酷的”，并解释道，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达数十万，德国不可能全部接收。这种直言不讳的回复让琳姆大为惊愕，落下泪来。默克尔拍了拍这位绝望女孩的背，但立场并未动摇。
这件事掀起一场公关风暴，人们指责默克尔冷血无情。为了平息批评，默克尔改变了立场，让琳姆及家人得到了庇护。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默克尔把门开得更大，迎入数十万难民。然而，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她很快便遭受严厉抨击，说她被情感蒙蔽、立场不够坚定。许多德国父母担心，默克尔这样急遽的政治转向，可能会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得面对一波伊斯兰化的浪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风险，帮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陌生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都很强烈。一边是绝望的难民，一边是焦虑的德国人，面对这两种感受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8
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会因为这种矛盾而苦恼。洛克、杰斐逊、穆勒等自由主义大家苦苦思索，仍然未能为这个难题提出简便的解决方案。民主投票帮不上忙，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投票权：是只有德国公民，还是包括数百万想移民到德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把某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高呢？同样，讲到巴以冲突，以色列公民人数800万，阿拉伯国家联盟人数3.5亿，又怎么可能用公投表决？出于明显的原因，以色列人对于这种公投的结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00比1，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只是仍有某些异议尚待解决。
因此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会与古老的集体认同、部落情感相互融合，形成现代民族主义。现在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但至少在19世纪，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突出个人的独特体验。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感受、品味和癖好，而且只要不伤及他人，就应该拥有表达和探索的自由。同样，像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这样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也会强调个体国家的独特之处。他们强调，许多人类体验属于集体体验，比如人不能自己跳波尔卡舞，也不可能自己发明和保存德语。通过语言、舞蹈、食物和饮料，每个国家就会让自己的国民共同拥有与他国不同的体验，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敏感性。
马志尼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保护自己国家独特的体验，不受帝国压迫或被消灭。他们希望各国形成和平的国际社群，各自自由表达和探索自己国民共有的感受，而不伤害邻国。至今，这仍是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欧盟的2004年宪章就提到欧洲“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各国仍然“对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验，就算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有可能反对大开移民闸门。
当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携手，非但无法解决所有难题，还会带来许多新难题。集体体验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价值，究竟孰高孰低？为了保存波尔卡舞、德国腊肠和德语，是否就能不惜让数百万难民面临贫困甚至死亡？此外，像是1933年的德国、1861年的美国、1936年的西班牙、2011年的埃及，如果国家内部对基本认同爆发冲突，又该如何？在这些时候，民主投票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各方没有理由尊重结果。
最后，跳着自己国家的波尔卡舞时，只要再跨出微小但又重要的一步，就会让你从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走向相信自己的国家“更优”。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尊重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特经验，但到了20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了发动征服战争，把那些跳着不同舞蹈的人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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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文主义走的路则非常不同。社会主义责怪自由主义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而不顾他人的感受。没错，人类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但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个人的价值都不比谁小。自由主义要求人眼光向内，强调自己或本国的独特性，而社会主义则要人别再迷恋于自己和自身的感觉，要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他人的体验。想实现全球和平，方法并不是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而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起来；想达成社会和谐，方式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自恋地探索自己的内在，而是要请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愿望，把他人的需要和体验视为优先。
自由主义者可能提出反驳，认为只有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但这种论点并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他们会解释说，个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种资产阶级耽溺的罪恶，要接触自我的内在，就很可能落入资本主义的陷阱。我当下的政治观点、喜好与厌恶、兴趣和抱负，都没有反映真实的自我，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长和社会环境，这都是由我的阶级、邻里和教育决定的。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洗脑。富人被教导要无视穷人，而穷人则被教导要无视自己真正的兴趣。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疗，也不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作。
事实上，自我反思很有可能只是让我更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因为这让人太注意个人的抉择，却忽略了社会的情境。如果我现在很富有，会认为自己做了聪明的选择。如果我现在很贫困，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如果我感到抑郁，自由主义的心理治疗师很可能说这是我父母的错，并鼓励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标。如果我说自己之所以抑郁，可能是因为遭到资本家剥削，并在主流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位治疗师很可能就会认为，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困难投射到整个“社会制度”，以及把自己和母亲之间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到“资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我并不需要花上好几年来谈我的母亲、情感、种种情结，而是该问问自己，是谁掌握了我国的生产工具，国家的主要进出口货物为何，执政政客和国际金融之间有何联系。必须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感受，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也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改变整个制度。然而，哪有人能够真正考虑所有人的感受，真正公平地一一衡量？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并不鼓励自我探索，而是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集体制度（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可以做个比较，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对的，但社会主义政治认为政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工会永远是对的。各种权威和意义仍然来自人类的体验（因为无论政党还是工会，都仍然是由人民组成、以减轻人民苦难为目的），但个人必须听从的是政党和工会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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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体验互相冲突的问题，进化人文主义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化人文主义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冲突是福不是祸，能够促成自然选择、推动进步。毕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优越，而在人类体验有所冲突时，最适者就该胜出。根据同一个逻辑，人类努力消灭野狼，并无情剥削着驯化的羊，同时也要求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因此，聪明的商人让愚蠢的人破产，这是好事。只要遵照这种进化逻辑，人类就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更能适应环境，最后成为超人类。进化并不是到了智人就此停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以人权或人类平等之名，就去压制人类的最适者，就不可能产生超人类甚至可能导致智人退化和灭绝。
究竟哪些优秀的人会预示超人的到来？可能是整个种族、某些特定部落，抑或是横空出世的个别天才。但不论他们是谁，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具备更强的能力，能创造新的知识、更先进的科技、更繁荣的社会，或者更美丽的艺术。爱因斯坦或贝多芬的体验，绝对比某个什么都不是的醉鬼更有价值。把两者视为平等，岂不可笑？同样，如果某国一向领导着人类进步，比起某些对人类进化少有贡献甚或根本毫无贡献的国家，当然就该视为优秀的国家。
于是，进化人文主义的想法反而与奥托·迪克斯这种自由主义艺术家完全相反，认为人类的战争经验不但极有价值，而且十分必要。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的场景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剧中的哈利·利姆（Harry Lime）想着当时的冲突，说道：“到头来，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意大利被波吉亚家族统治了30年，战乱、谋杀、流血事件频发，仍然出现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以及文艺复兴。而在瑞士，大家一片友好、情同手足，500年来民主又和平，但他们有什么成就？还不就是布谷鸟钟。”首先，利姆在事实方面几乎全错，瑞士大概是现代早期欧洲最血腥的一个角落（主要的出口商品就是雇佣兵），而布谷鸟钟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远不及他的想法本身，也就是战争经验能够推动人类有所成就。战争是让自然选择全然脱缰，消灭弱者，奖励残暴及野心。战争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唤醒获得权力、荣耀和征服的意志。尼采的结论是：战争是“生命的学校”，“那些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
英军的亨利·琼斯（Henry Jones）中尉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21岁的琼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阵亡的三天前，给弟弟寄了一封信，描述他的战争经历：
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战争这么恐怖，至少还算是件大事？我是说，在战争里，人得面对现实。和平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九成的人，过的大概都是邪恶而商业化的生活，愚蠢、自私、豪奢、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到了战时，一切都变得野蛮，但至少更诚实，也更直接。换个角度来看：和平的时候，每个人过的只是自己的小日子，做些琐碎小事，担心自己是不是舒服、钱够不够用这种事，一切只是为自己活着。这种生活也太恶心了吧！但在战时，就算你确实被杀了（人本来就只能多活几年，难免一死），却能确切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你完成了一个理想。在我看来，这在日常生活里很少能够做到。因为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商业化和自私。如果你也想“有点成就”，就不可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