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神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皆为“出卖”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基层干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爱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秧歌》，张爱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奇性的新作问世。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最初由朋友介绍，在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借居，救世军是以救济贫民而出名的，因此投奔那里居住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醉汉，便是寡居无双的胖太太们。张爱玲在此来往的，也仅是她旧时的好友炎樱以及极个别美国女人。在这样简陋的住处，张爱玲还请胡适来住处一坐。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张爱玲得到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ｒｃ Ｄｏｗｅｌｌ Ｃｏｌｏｎｙ的写作奖金，在二月间搬去Ｃｏｌｏｎｙ所在的纽英伦州。这个写作基金会主要是为作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张爱玲遇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Ｆｅｄｉｎａｎｄ Ｒｅｙｈｅｒ赖雅先生。赖雅比张爱玲大三十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当一九二七年客寓柏林时，与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初会并相交，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以致他的名字曾被认为是布莱希特的笔名。赖雅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所有与他合作过的制片人和导演无不赞叹，他的老朋友辛克莱‧刘易士也曾预言他会一夜成名。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政治倾向上坚信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六年八月，张爱玲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这与张爱玲的第一次婚姻恰如正反两极。胡兰成反共到投敌叛国，而赖雅信仰共产主义到不相信任何有损于共产党的传说。从表面上看，这是极其矛盾的，但从这里，却反映出张爱玲对政治的一贯淡漠，她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才华与情趣。赖雅是一个热情爽朗、外向型的人，这在性格上与张爱玲的内向封闭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张爱玲能很快与赖雅结婚，除了赖雅本身的魅力，其它则只能说是缘份了。
一九五八年，张爱玲在纽英伦的期限满了，又申请去南加州享亭卡‧哈特福基金会去住了半年。是请胡适先生作保。
这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仅写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平时研究有关文学的理论与书籍，翻译些文章，并构思一部长篇小说。
一九六一年秋天，为搜集写作材料，张爱玲来到台湾，由当时还是学生作家王祯和陪同，访问了台湾风景秀丽的花莲。
正在访问途中，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赖雅先生不幸中风，只得取消访问计划，回到美国。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悉心照顾已经半瘫在床上的赖雅，无论是经济还是创作，对张爱玲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九六七年，赖雅先生去世。
赖雅先生去世不久，张爱玲曾受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做驻校作家，在剑桥住过一段时间。两年后，张爱玲应邀在陈世骧教授主持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做一些翻译和研究工作。
同时，在台港文学界，却涌起张爱玲热的高潮。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作品，有《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由《十八春》删节后半部而成，先在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赤地之恋》。并有许多“张迷”研究、赏析张爱玲的小说。海外许多学者视之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有一部《近代中国小说史》甚至用四十页的篇幅评论她，而仅用二十六页评论鲁迅，有的甚至将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认为毫不逊色。这当然不乏“溢美”之词，其中也不乏一些政治因素，但从中我们可见张爱玲在海外的影响甚广。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水晶先生，既是“张迷”，又是张爱玲小说较为出色的研究者。并著有《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在这本书里，水晶记载了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一些生活情况，并记录了他与张爱玲交谈作品印象的珍贵的谈话。
初访张爱玲时，张爱玲并不见。张爱玲从传话器里对水晶说：“因为感冒，躺在床上，很抱歉。”此时张爱玲虽还在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主持的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做事，上班时间大概总在下午三、四点钟，到午夜为止，完全与常人不一样的作息时间，自然，就连她的同事也不易见到她。一星期后，水晶又给张爱玲电话，通话时已是凌晨两点钟，恰逢张爱玲精神尚健，故能长谈几句。她向水晶说，去上班是为楼里太热，而班上有冷气。她一患感冒就不能讲话，因为一讲话就想吐。张爱玲仍是说灾道的北京话。随后她要去水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答应他先写张便条，然后再电话联系，然后才能定下约见时间。此为水晶二见张爱玲“不遇”。
此后水晶又等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水晶终于“遇”见了张爱玲，张爱玲很瘦，她穿着高领结青莲色旗袍，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斜签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些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在她的起居室里，非常意外的是竟找不到一张书桌，仅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的小桌子。
因得知水晶已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水晶准备了一瓶八盎司重的Ｃｈａｎｅｌ Ｎｏ５版香水，送给他的未婚妻。水晶对张爱玲的细心和周到感到十分意外，于是，张爱玲与水晶间的谈话也随之轻松、愉快起来。他们谈风俗习惯，谈章回小说，谈张爱玲的作品。这期间张爱玲共喝了四杯咖啡，她自己解释，她一喝咖啡，便喝个不停。她自己介绍自己的起居情况是：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所以，她看到月亮的次数也比常人多，故而她的小说对月亮的意象描写便格外地玲珑剔透。
张爱玲还介绍了她平时的阅读情况。平常最喜爱看的是通俗英文小说，阅读对她来说已成了第二生命。她笑着说，引用她的已逝世的美国丈夫的话来说，她专看“垃圾”，并说等到六月份工作一结束，便用英文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并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二时半。这次会面，足足谈了七小时。这是张爱玲在美生活的唯一文字资料。
张爱玲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便迁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完成了《红楼梦魇》，翻译了《海上花列传》，并写了几万字的书评和杂感。她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杜门谢客，很少与外界联系。最有成绩的，要算她的《红楼梦魇》的出版，对于十二岁就捧《红楼梦》狂读的张爱玲来说，《红楼梦》已读得太熟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就会跳出来”，并始终对此有一种狂热。她用近十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红楼梦魇》。正可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从此可见张爱玲的淡泊心志，宁静生活，世世尘尘已经不能流入她的世界。她永远生活在潮流的外面－－
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张爱玲外出时被一南美青年驶车撞了一下，右肩骨裂。为配合治疗，每天做早操，做理疗，目前已有好转。张爱玲已经七十岁了，但她的头脑仍然清醒而敏捷，常有短文见诸报端。
一颗彗星划出一个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张爱玲不是彗星，但她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代精文、精品、精人。她的短暂却又夺目的创作生涯，好比她最爱用的词汇，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式，它给人一种回味，一种启发，如她自己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属于她那个世界。若是在她有生之年，她能再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子，也许她会发现，生命其实是旧时的照片，你拍下什么，便会留下什么。张爱玲留给了我们融汇古今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细心而又耐心的读者重读张爱玲的作品，定会从中获得一些深远的启迪。
三稿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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