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上海的船上，张爱玲与好友炎樱一起想像着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一直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前居其间时，她还不能独立，没有充分的自由去投入，精神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如今，她认为她已有能力，首先在精神上就能投入进去享用它。她因为喜欢上海而有些迫不及待地欲想拥抱它，她觉得也唯有在上海，才能恢复她成为特别的人的自信和勇气。
初回上海，张爱玲与她的同母亲一样留过学性情别致的姑姑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一九二号公寓六楼。为谋生，便开始“卖文”生涯。最初卖的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之类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戏剧、音乐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此之前，还给《西风》杂志写了一篇征文《我的天才梦》，得第十三名名誉奖，被人们认为此文是她的处女作，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用多种文体写过文章，只是阅历不深，还没有成气候。但《我的天才梦》恰好成为张爱玲成气候的预兆，她将自己早熟早慧的苦恼，用精奇而又华美、精练而又繁蔓的笔触娓娓道来，成为一位天才作家的提前告白。她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外，一无所有，－－七岁时我写了第一篇小说，一个家庭悲剧，－－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刻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在一间屋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一个极其精美的比喻，预示了张爱玲的文坛生命，也将张开她华美的羽翼。
一九四三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经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先生介绍，访问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周瘦鹃系“礼拜六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写作之余，酷爱园艺，时常去园艺家黄岳渊的园内游憩，与黄友情甚笃。当张爱玲毕恭毕敬地交出了她的两部新作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周瘦鹃仅看标题就引出了兴趣，读毕便出声赞叹，声声叫好，一眼瞧出与英国毛姆的小说堪媲美，并决定两篇皆用。自此时，张爱玲，一个天才的女作家在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由《紫罗兰》创刊号和第二期刊登。这是两部关于香港的故事。
这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但实际上，从“第一炉香”里我们便可发现张爱玲在选材方面的奇特性和固定性。她写了一个改“良”为“娼”的故事。一个来自上海的善良、美丽却又小心小眼充满了女性虚荣的女孩子，受到姑妈梁太太和浪荡公子乔琪的诱惑，为了能够进入外表华美实则阴湿的香港社交圈，能够拴住她明知是恶棍却又不能不爱的丈夫乔琪的心，自甘堕落，终于毁灭。似这种遇人不淑的题材是老而又老的话题，但张爱玲的出奇之处是写出了薇龙自甘堕落的自觉和无奈。张爱玲这篇小说的精工绘制、迷蒙意象，似古实雅，美艳如初出升日的文笔，却出手不凡，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惊叹。“第二炉香”陈述一个淑女因性开化过晚而给一个英国绅士带来悲剧的奇特故事。她用老道得几近冷漠的手法，写出了一个纯洁得没有性意识的中国女孩愫细是如何用她的处女扼杀了一个正常而又健康的男性。张爱玲冷静地陈述了一个在当时文坛也应算出格的事实；对一个健康人的性的扼杀，实则便是对他生命的扼杀。一个最纯洁的女孩子，或许因了纯洁而做出了最没有人味的脏事情来。从“二炉香”看张爱玲的初入文坛，便可见正是因为她希冀、健康、正常的人生，才用她如椽奇笔道出了人生中的不健全和变态。如果说，最初的“二炉香”还仅是显示了张爱玲驾驭文字甘畅，叙述故事奇丽的才华，而接下来的一年里，她一发而不可收，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时间里，她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琉璃瓦》，后来又继续发表了《年轻的时候》、《花凋》、《创世纪》、《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同一时期，她还写了大量奇巧旖旎，文美辞华的散文杂谈，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公寓生活记趣》、《更衣记》、《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谈女人》、《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童年无忌》、《论写作》、《造人》、《私语》、《炎樱语录》、《谈跳舞》、《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姑姑语录》等等。
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杠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金锁记》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也曾以此为基础重新写了《怨女》。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评论中，这篇小说被赋予了最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虽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但在当时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与一些杂志的轰抬有关，主要是造成新闻效果。而一些进步杂志和进步作家，对张爱玲却是真正地爱护和关心。《万象》杂志是较突出的一个。当时的主编就是柯灵。一九四三年七月，当张爱玲的最初两篇小说问世后，她带着另一篇小说《心经》来找柯灵，此后《万象》给予了她最大的扶持。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爱国文人通过柯灵婉言相劝张爱玲不要急于发表作品，郑振铎希望她写了东西存起来，暂时不要发表，原因就是她发表作品的有些刊物，政治上是不干净的。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张爱玲却很坦率地回绝柯灵，主张“趁热打铁”，也一应她“出名要趁早”的奇念，愈发美文铺地，玉珠满盘。上海在一九四三年的流行杂志里，都可见张爱玲的大名，真可谓名噪一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张爱玲的小说结为《传奇》出版，共收小说十篇，凡二十四万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奇》《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书，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成为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纷纷议论，张爱玲由红变紫，实现了她要成为名人的宿愿，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世俗宣告她对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华彩夺目，被称为一个“奇迹”，也似一个“传奇”，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也使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从此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尤其《杂志》编辑部连连举办座谈会，讨论《传奇》的艺术价值及其魅力，从结构、特色、氛围等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赞美。随之，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时而参加女作家的座谈会，时而参加艺术家欢迎会，讨论会，并结识了文坛女友。如：与她同时走红的苏青、潘柳黛，艺术家崔承喜等。
在一片赞美之声有加的金色氛围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发表在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
时值一九四四年五月，张爱玲最红的时候，这篇文章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为在当时甚至现在亦很有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迅雨”是艺术家、翻译家傅雷先生的笔名，文章认为：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出现给人以突兀和奇迹感。
《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女主人公七巧的性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深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爱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像，凭着一支流转如踢跶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爱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女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爱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爱玲的答覆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爱玲本人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人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同时，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月刊又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总主笔。在《评张爱玲》的文章中，以一种纯美的情致抒发了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生之泼剌。”认为：“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爱玲在恋爱。因此与其说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爱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主要有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爱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爱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爱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作为一种反应，尤其是对迅雨那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爱玲的文学追求甚至人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人所说的，她是因为了人生的悲凉，才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张爱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人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奇”，让人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
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她对色彩、衣饰、音乐、生活场景以及观人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奇”般的“流言”。
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奇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爱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奇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爱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人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像，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效果。但张爱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乱，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交。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性。
张爱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Ｆａｔｉｍａ，与张爱玲一般有别才奇趣，聪慧极致。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匣来，因为终归是外国人，文字表达不畅，而张爱玲却是用笔。两人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爱玲对友人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人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
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人所能想到的奇怪念头。炎樱与张爱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证婚人，从此也可见张爱玲对每一份情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与张爱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爱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爱玲的父亲的打。张爱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情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爱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人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女性，同张爱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爱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几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著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人和事，在张爱玲眼里都出奇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爱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但在做人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人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人。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如：苏青。苏青是以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闻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人的非议和喜好。一时间骂苏青性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性隐私的亦有之。张爱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性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情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人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人家雪白馒头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人，张爱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人的不干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人的价值接人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爱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人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地，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爱的人或帮助过她的人，她却是自有一番情意在心头。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爱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张爱玲喜欢青年女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日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爱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女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人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爱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人，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爱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人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人的自私的。
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观赏落日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人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性质是一致的。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比如小报，张爱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
她从小报中看到生活的具体和颜色，体味出生命的律动和鲜活。张爱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张爱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精神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这些令平常人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爱玲首先是一个“传奇”性的人，并有“传奇”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精品《传奇》。
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奇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爱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爱玲看人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深刻，而对自己的情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情冷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深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生于一九○六年。二十一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干部重用，被人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邪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人系职员出身的文人，政治观点一贯亲日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一十五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爱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迅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人的交谈轮回转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恋恋有情，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人的交谈之间。张爱玲其实是将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爱玲奇人奇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情与张爱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爱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奇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人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抒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著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像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奇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究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迅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例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材。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
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