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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清贫警察世家出身

  1944年10月7日,刚刚入秋,天气微凉。就在这一天,香港中环荷里活道警察宿舍B座七楼一单位里,警察曾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家里要增添一个家庭成员——妻子邝懿珍诞下了第一个孩子,是儿子。

  初为人父的曾云只知道,这是人生另一大挑战,表示他自此要担起父亲的重任,言教身教,培育儿子成材。然而,相信曾云从没想过,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将来香港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卓越成就足以光耀门楣。

  这个孩子,就是曾荫权。六十年后,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政务司司长,全港十八万公务员之首,如今是香港的代理特首——曾荫权。

  在曾荫权出生的1944年,是日本人强占香港的年代。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香港重新回到了英国人的手里,百废待兴,父亲也趁此机会,当上了香港皇家警察,在铜罗湾警察署供职,由于没读过书,升职不那么容易,所以,只是在警署里管制服。自己一家人便住在荷里活道的警察宿舍里。

  当过军人、任职警长的曾云为人正直清廉。虽未至于贫困,惟生活实在清苦,担子也格外沉重。

  虽然是低阶警员,曾云的薪水,与普通香港市民相比,还算是可观。如果是一个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生活绝对可以维持相当的标准。但是,曾家有6个孩子,加上曾荫权的舅妈很早便辞世了,留下3个孩子,也都寄养在曾云家,所以,曾家的经济状况,极其艰苦,仅靠曾云的那些薪水,很难维持一家大小日常的开销。

  鉴于家境贫寒,曾云单靠微薄的薪水委实不够用,还需要妻子在家中缝制尼龙袋帮补家计。那时候,尽管曾荫权年纪尚小,却已学会在母亲身边帮忙。

  曾荫权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百分百的贤妻良母。为了补贴家用,她常常去找一个工厂的外放活回家来干。

  孩子太多,家庭又穷,住在警察宿舍里,难免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曾荫权作为大哥,自然就是弟弟们的保护神,任何一个弟弟受了欺负,他都要出头。首先是和人家讲理,如果是弟弟错了,他会代替父亲教育弟弟。如果是人家错了,无论如何,他都得讨个说法,先是以理服人,如果人家仗着身高力大和他来横的,他也不怕,率领弟弟们和人家斗智斗勇。时间不长,他在那个警察大院里出了名,有了很高的威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听他的,他成了实际上的孩子王。此时,曾荫权就是孩子们的头,由他来给弟弟妹妹们分派任务并且管理他们。

  居住环境挤迫,曾家孩子们第天放学后,只可以到楼下的小硬地踢球或到附近嬉戏,为顺利割据玩乐的“地盘”,经常与邻舍小朋友分党分派,偶尔还会大打出手。作为孩子们的大哥,曾荫权眼见弟妹被人欺负,总会挺身而出,为他们出头。当然,除打架外,小“曾老大”带着八个小孩子四处闯荡,顽皮捣蛋的时候多的是。

  他的弟弟曾荫培回忆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佬(大哥)就是我们的总指挥,他干什么都以身作则,分派工作,通常都很公平,所以在几个兄弟姐妹之中,他的威信非常之高,总是说一不二。

  1.祖籍佛山南海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九江镇,是一个靠近珠江出海口以生产白酒闻名的镇子,九江双蒸是整个广东省惟一的白酒品牌。除此而外,大概是这里的远洋业了,一来有很多村民通过珠海出海,从事远洋捕捞业,二来,历史上有很多人利用珠海出海口的便利,远走他乡。

  如今,这个小镇再一次名扬全国。不过,令这个小镇出名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他就是现在上任的香港代理特首曾荫权。

  曾荫权的祖籍,是南海九江镇上西村委会新基村民小组,地处九江镇的边缘。近几十年间,村子的发展并不大,仍然只有140多口人,几十间房屋。整个村子,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旧貌,淳朴而显得历经风雨。惟一显得气派一点的是村里的曾家祠堂,一幢不是太大的房子,里面供奉着曾家祖先的牌位,正门的一幅对联上写着“世代源流远,宗枝奕叶长”,横批是“藤桂兰芳”。房子虽小,却显示了此地的曾姓,渊源深厚。

  据考证,曾荫权系曾子(春秋末年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裔,如论辈分是“宪”字辈,是曾子74代孙。就是那个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曾参。

  宋有苏氏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在胞弟曾荫培未卸任警务处长之前,曾荫权、曾荫培兄弟俩“港府两高官,曾家文兄武弟”一时脍炙人口,引来无数羡慕。当时号称香港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就推出一个理论:曾荫权双亲葬于香港柴湾天主教坟场,父母坟同处一个高度,全收令旗贵器,因此兄弟俩能“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

  算命先生的话固不足信,但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曾荫权能在全无借力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在别人眼里纯然是一个谜,因此只好攀附鬼神。出身寒微的曾荫权能出任政务司司长乃至代理行政长官,个人努力和毅力应是最大原因。

  曾荫权的家,自从爷爷那代开始,便已经离开了新基村,长期生活在香港。所以,曾荫权后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骨子里流的是香港的血。这话并不为过,算到他这一代,他们曾家在香港,已经是第三代了。

  当年,曾荫权的父亲曾云年纪尚小的时候,曾经回新基村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因为他只不过偶尔回乡,住在亲戚家里,所以,村里人连他的大名都不知道。又因为他很喜欢村里的那些水塘,喜欢打鱼摸虾,而且本事还超绝,连小虾子都难以从他手上逃过,所以,村里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虾仔”。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曾云立即打点行装,回到了新基村探亲。

  在祖坟上拜祭过之后,曾云请村里的老人去九江镇吃了一餐饭。曾经赴宴的杨伯回忆说,那餐饭虾仔整整花了7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可是个了不得的数目。80年代初,即使在广州,十几块钱,就已经可以吃上一顿非常丰盛的酒宴了,因为那时三级工的工资,才只有30多元。曾云请一次客,就花去了人家两个月的工资,可见这餐饭,在当时的乡里,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4个月时候,曾云结束了自己并不富裕的一生。而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5男1女,个个都是社会的精英。

  长子曾荫权,日后会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财政司司长,成为第二个华人政务司司长,不久前又成为香港特区代理行政长官。他的二儿子曾荫培,是惟一继承了他警察职业的孩子,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香港警察的最高官衔,香港警务处处长。另外3个儿子先后移民国外,也都有非常不错的事业。老五是个女孩,孩子中惟一的女儿,自然是他的心肝宝贝。可他并没有宠她,而是以同样的方式教育,最终,这个女儿也非常成才,当上了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

  2.父亲的藤条教育

  严师出高徒,严父也可以“打”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大文武官。时任代理特首和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与弟弟、已经离休的警务处处长曾荫培,两兄弟能够在政府的行政系统和警队,各自坐上“一哥”位置,缘于童年时经常被父亲“藤条”侍候,两兄弟坦言:昔日的“棒头”打出了今日的成就。

  A、“藤条”打出的成就

  曾荫权两兄弟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实习刊物《大学线》专访时,忆述童年往事,现代教育所不容的“藤条”式教子方法,竟是当警察的父亲曾云培养出两兄弟处事认真、性格谨慎、在官场平步青云的独步单方。

  曾云是那种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生活负担巨大,加上受传统思想影响深重,坚信棍棒出孝子是真理,所以,他在教育孩子时,方法比较粗暴,动辄一顿猛打。

  南方有一种藤蔓植物,生长的速度很快,春雨一来,几天时间,便可以长出好几寸长。这种藤的柔韧性极好,即使是两三年的老藤,也不会硬,握在手里,就像鞭子一样,打人时,劲道特别大。曾家通常都准备有几根这样的藤条,一旦孩子们犯错,父亲便会抡起藤条一阵猛抽,只抽得孩子遍身伤痕。

  曾家的孩子,对父亲怕极了。父亲命令他去拿藤条,他明知自己要倒霉了,还得乖乖地将藤条拿过来,然后胆战心惊地交到父亲手上。邻居家打孩子,孩子们大胆,往往敢反抗,或者伸手将藤条以及棍子之类抓住,或者是趁着父亲没有下手前逃掉。可曾家兄弟不敢,他们知道,如果反抗,只会惹来更为严厉的惩罚。挨打时,他们跳着叫着,却不会哀求。父亲说,哀求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没有男人的骨气,是胆小鬼。因此,他会打得更厉害。

  曾荫权回忆说,父亲的教育方法非常简单,也有效,只要孩子做错了事,结局都是一样的,挨上一顿打。父亲让他去买东西,比如买豆腐,可他分不清豆腐是当时出的还是隔夜的,那些小贩见他是个孩子,便将隔夜豆腐卖给他。他拿回家之后,父亲发现了,立即将他打一顿。让他去买面包,他也不认识是新出炉的还是已经有几天的,买回来的往往都是隔了好几天的,结果又是要挨一顿打。他说,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挨一两次打。作为长子,他挨打是最多的。

  小时候的曾荫权,对父亲非常畏惧,长大之后,他也很理解父亲的教育方式。他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就是棍棒教育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做事很理性,一切按部就班,有条有理,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与父亲的藤条教育方式也不无关系。

  曾荫权当年还在念小学三年级时,经常见到楼下停泊了一部部簇新警车,等待装卸。有一次,他跟四个弟弟及小妹,偷偷溜进其中一辆警车的司机位,尽情玩耍,竟然连车内的仪表板也拆下来玩,结果不单连累父亲扣薪赔偿,还少不得捱一顿打。

  其实,受父亲“严打”,已经成为曾荫权与弟妹们童年时的“必备节目”。当时父亲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难得周末放假回家,但若发现孩子们在学业或行为上有任何行差踏错,总会看不过眼,对孩子们“大刑侍候”,以皮肉痛楚教导他们做事要认真及负责任,以及律己以严。就算父亲平时不在家,母亲也会手持“二合一”滕条,对孩子们边打边教,一点儿也不留情。

  当差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甚高而且严格,孩子倘有差错,父亲便“大打出手”。曾荫权说,打的内容包括:百厌要打、累弟妹受伤更要打、买错面包一样要打。而弟弟曾荫培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次他带弟弟出外玩耍时,弟弟不慎撞倒,头破血流,要入医院缝针,回家后曾父即以“大刑侍候”。这是曾爸爸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曾荫培现时仍记忆犹新。

  “藤条炖猪肉”,就是文武一哥的父亲曾云的教子方程式,曾荫权称,童年时每星期至少被父亲打一次,弟弟曾荫培也下例外。

  B、服从严格的训练

  虽然父亲如此,但他们兄弟还是服从严格的训练。“打”,并没有损害曾荫权兄弟对父亲的尊重,反而培养了兄弟的待人接物、处事认真,性格谨慎的态度,成了走上青云路的修身独步单方。

  时移势逆,曾荫权对昔日“藤鞭式训练”,已有另一番体会。曾荫权说:“我不会体罚儿子,但我认同严格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当头棒喝的提醒,的确使他能够建立个人的坚毅性格。曾荫权在公务员队伍服务逾三四十年,成为政务司长乃至代理行政特首,而他的弟弟曾荫培,亦擢升为警务处处长,兄弟二人堪称文武一哥,成绩原来是由严父“打”出来的。

  曾荫权忆述父亲严打的经过,纵使当时不好受,却始终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

  当然,曾云对子女,也决非一味的打骂。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

  自曾荫权升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这位严父便要求他与二弟荫培每星期都要写一篇周记,留待他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久而久之,连篇的周记,也为曾氏兄弟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当时曾云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要求曾荫权和二弟每周写一篇周记,留待自己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孩子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这为曾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1997年曾父辞世,曾荫权和弟弟曾荫培于1998年以838万元,购回父亲的碧云楼旧居,父子的感情自然可见一斑。

  因工作缘故,其父只有假期方可教命。特区“文武双杰”——曾荫权及曾荫培,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实习刊物《大学线》访问时,诉说不少童年往事。当时没有海底隧道,来往市区和新界的交通十分不便,故曾父往往要在警署留宿,直到假曰方可与家人共叙天伦。当时两兄弟为争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曾不惜展开“亡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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