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 > 第四章 初试锋芒乍浮沉
咸丰帝封奕訢为恭亲王之后，只让他充任一些礼仪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周年忌辰，都是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飨之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理。咸丰三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属闲散职务。此时的奕訢，可以说是基本上还游离于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对自己心存顾忌，因此处处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藏才示拙。但是，随着大清政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奕訢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早在道光末年，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走上反抗的道路。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时，人民的这种反抗已遍布全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刚刚即位，洪秀全即起事金田；这样，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就成了太平天国元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政权、两个年号。这对刚刚即位不久的咸丰来说，真是时运不济。当时有朝内大臣认为这是由于咸丰帝当年在基福宫出生，堂内悬有“洪范五福”的匾额，这“洪范五福”正是洪秀全起事犯乱的先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徒增笑料而已。
就在洪秀全在金田振臂一呼之后，太平天国农民军长驱而进，势如破竹，克永安、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取汉阳、陷武昌。至咸丰三年（1853年），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南京。攻陷南京之后，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以硝烟未散、血腥犹存的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宣布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国都。此时，太平军总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此后，林凤祥、李开芳率部继续北伐，直逼京城；胡以晃、赖汉英继续西征。
就在太平军节节胜利、步步紧逼的同时，天地会起义、福建小刀会起义、福建永春起义及捻军起义一时风起云涌，大清帝国成了点燃的火药桶。
为了扑灭这场来势凶猛、眼看就要焚毁江山社稷的大火，咸丰帝调兵遣将，先后起用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徐文缙等名臣；重用姚莹、严正基、丁守存、江忠源等干才；调用乌兰泰、向荣等勇将。然而，百般努力均无济于事，大火很快席卷了半壁江山，眼看就要烧到皇城脚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咸丰帝惊惶失措，问计于朝内文武大臣，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气得咸丰帝“啪”的一拍御案，大声怒道：“成何体统！内外文武大臣，视国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亦不复少！”众人见皇上发怒，无人敢言，纷纷垂头。咸丰见众人个个萎靡不振，垂头丧气，更加气愤：
“国家有大政事，特交会议诸王公大臣等，自应公同会集，虚衷商榷，讨论精详，方于政事有益。……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藉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共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俾触目警心。”
王公大臣们对皇帝特旨交议的事件，尚且如此敷衍，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庙堂上下已是一派“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可悲气象。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百官浑浑噩噩、一筹莫展之际，恭亲王奕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于1853年3月17日，也就是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同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誴一起，上奏咸丰，慷慨陈词，就储备火药、安抚难民、筹裕仓库，以及京城严门禁、整器械、训练辽京驻防官兵等问题，向咸丰帝提出建议，以保卫京畿，防止农民起义的烈火蔓延。这一奏议当即得到咸丰帝的高度赞赏。
这年四月十日（5月17日），咸丰帝交给奕訢一项差事，让他验看内务府所存金钟。这是根据奕訢的岳父兵部尚书桂良三月二十四日奏议作出的安排，原奏说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现存大金钟三口，应通融变折，以济军需；另外，历年查抄获罪官僚家产亦应核实确数。经内务府回奏说，历年查抄家产所得款项已经陆续用光，库内无存，只有金钟三口，约重33000余两，未经传用。于是，咸丰帝便令奕訢负责此项金钟熔铸化钱事宜。
在此之前，咸丰帝只是让奕訢充任一些礼仪性的事务，这次，则是第一次交给奕訢关乎军国大计的实际工作。对于咸丰帝的信任，奕訢十分感激，他向咸丰帝表示将“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奕訢没有食言，他在这次工作中，“博访旁咨”，“实力讲求”，严防欺隐作弊，第一次表现出他干练的作风，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咸丰帝的信任，兄弟二人的关系也进一步亲密起来。
奕訢等待多时的机运就要到来。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部队逼近畿辅地区，形势危急。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军出征，并分别授予两人锐捷宝刀和讷库尼素宝刀。次日，命令恭亲王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之职，办理京城巡防事务。领侍卫内大臣设于清初，是由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选其子弟材武出众者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统领，名叫领侍卫内大臣，官阶为正一品。十三日，咸丰帝又颁谕旨，恩准奕訢佩戴“非特赏不能用”的金桃皮鞘白虹刀。
十月，咸丰帝又将他与奕訢在上书房读书时共同研制的枪法“棣华协力”和刀法“宝锷宣威”合编起来，亲自作序，又令奕訢为之作跋，此枪法、刀法之名乃是先皇生前所赐，借此表达希望兄弟二人同心协力的殷切愿望，奕訢对此绝对没有淡忘。咸丰帝此次重拾旧物、重提旧事，真可谓用心良苦，他希望奕訢和他能像儿时那样、像父皇所期望的那样，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因此他深情地对奕訢说：“分虽君臣，情原一体，惟期交劝交儆，莫负深恩，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也。”
很快，咸丰帝又于十月初七日（11月7日）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奕訢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一年，他刚好二十岁。虽然年轻，可他为等到这一天，经历了与他年龄远不相称的太多的委屈与忍耐、太多的磨炼与煎熬。
奕訢赞襄军务之后，首先全力围剿北伐军。他针对北伐军“分居镇海、独流二处”意欲分开清军兵力的企图，强调“必须大兵云集，四面合攻，方可一鼓歼除”。为此，他极力调和胜保与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矛盾，令其合力攻剿。咸丰四年（1854年）初，胜保所统兵勇已达三万多人，又调杭州将军瑞昌、山东布政使崇恩各统所部千人北上，而北伐军人数此时不足万人。
北伐军据守镇海、独流一百天，在兵员伤亡、粮食已尽、援兵不至的艰难形势下，不得不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撤，经大成县至河间府东城镇。奕訢知道一旦北伐军逃过黄河，就难以对付了，于是奕訢奏请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合围。咸丰帝暗自惊佩其胸有全局，指挥若定。一月后，北伐军再撤至阜城，很快又被三万清军包围。北伐军孤军深入，劳师远征，早已人困马乏，几近强弩之末了。
天京得知北伐军失利待援，1854年2月由夏官右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崇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军，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在萧县西北一带过黄河，入山东，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
奕訢得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又请令胜保率万余清军赶往山东堵截。4月4日，当胜保的军队抵达临清外围时，北伐援军在猛烈攻打临清之后最终攻占了临清，可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北伐援军刚进城，就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阜城北伐军得知援军被围，于是自突围东去，攻占东光、连城，欲南下迎接援军，恰恰遇上僧格林沁率队赶到，困于连城。北伐军经协商决定派李开芳率马队突围而出，急行二日，偷袭高唐成功。距临清仅几十里之遥，只可惜援军据守临清数日，见城内无粮草，军心不稳，已于三日前南下弃城而去。这样，原本只有数千人的北伐军，一分为二，势力更弱。
随后，胜保率军将高唐团团围住。留守连城的北伐军，坚持到1855年3月，粮尽失守。林凤祥被俘，3月15日，在北京凌迟处死，僧格林沁因功晋封为博多勒克台亲王。胜保久攻高唐不下，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
连城北伐军被歼后，咸丰帝将胜保解京问罪，令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覆没，突围南下，入踞荏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率队包围冯官屯，久攻不克后，引运河水淹冯官屯。5月13日，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俘，被解送北京，6月11日英勇就义。
至此，太平军轰轰烈烈的北伐，在清政府动用全国力量的镇压下平息了。咸丰帝欣喜万分，对有功人员大加封赏。恭亲王奕訢被“着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奕訢自入军机以来，一年当中，已先后被授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统、阅兵大臣等职，现又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可谓年少得志，荣耀之极。
踌躇满志之际，奕訢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忘记了自己与皇上之间曾经有过的微妙关系，以为皇上已经彻底信任了自己，渐渐显露出个性之中的锋芒。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也就是北伐的太平军被消灭两个月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卧病不起。奕訢素有孝心，看见生母憔悴的面容，感慨万端：昔日皇额娘抚养自己和皇兄，悉心照料，无微不至，母子融洽，兄弟和睦。可如今风烛残年，兄弟俩身份和地位也判然两别，形同霄壤。皇额娘当年颇为先帝所宠，位列六宫之主，也曾有抚圣之功，如今恐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原来，博尔济吉特氏，是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嘉庆十七年生。初入宫时封为贵人，很受道光帝的宠爱，道光六年十二月封静嫔，翌年四月晋为静妃。咸丰帝登上皇位之后，封其为皇贵太妃，奕訢对此很不满意。奕詝幼时生母全皇后暴崩，博尔济吉特氏视其为亲生儿子，将他抚养长大。奕訢认为，皇兄应该封她为皇太后才是，并时常提出这个请求，但咸丰帝一直认为有违祖制，没有同意。
太妃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奕訢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一日，咸丰帝前往康寿宫探视太妃病情，恰与奕訢相遇，便询问起太妃病况，奕訢当即跪下泣言道：“已笃！”并说若不封她为皇太后，恐将死不瞑目。咸丰帝仓促之间，不可置否，只是随口“喔喔”敷衍两声，未作明确答复。奕訢竟传矫旨，将生米煮成熟饭。最后，咸丰帝不得不在七月初一传旨，尊康慈皇贵妃为皇太后。此后，第八天，也就是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带着新封的封号死去。大清开国以来，只有尊嗣皇帝生母为皇太后的定例，从没有嗣皇帝尊先皇妃嫔为皇太后的先例。奕訢生母乃道光帝之妃，被尊为皇太后显然有违祖制。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奕訢乃先帝遗命亲王，其母又是六宫之主，咸丰一直担心他们母子联合起来，对自己不利，所以，奕訢强逼自己封其母为皇太后，显然刺中他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奕訢虽然为其生母争得荣耀，却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咸丰帝对此事耿耿于怀，七月十一日发布上谕，减杀太后丧仪。接着七月十二日，又颁谕旨，决定大行皇太后不升太庙，谨升祔奉先殿。
咸丰帝减杀太后丧仪的做法，不能不激起奕訢的强烈不满，使奕訢同咸丰帝发生冲突。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梓宫安奉绮春园迎晖殿，咸丰帝即迫不及待地发布上谕，借名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职务。同时命吏部尚书翁心存恭理丧仪，剥夺了奕訢办理亲生母亲的丧礼的资格。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梓宫奉安山陵，二十七日，咸丰帝怒犹未尽，再次发谕：“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亲奉朱谕，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钦此。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旨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訢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此，以昭信史。”
这道上谕，实际上等于向中外臣民宣告：如果不是道光帝的遗命，咸丰帝根本就不会封奕訢为亲王。其恼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昨日还是一国军机领袖，权倾朝野，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仅剩一虚空的“亲王”封号。真是祸福荣辱，旦夕之间！这对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亲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里在呼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宰着这世间的一切？难道这世间就没有了真情和信任？没有谁能够回答他。
顿时，他是那么地伤心、无助，冥冥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皇阿玛那慈祥的笑脸，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任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自恭亲王奕訢遭到咸丰帝罢斥，退出军机处之后，朝中文武大臣，因循积习，萎靡不振。虽互有短长，而事上以谄，接下以吝，却是惊人地相似。稍有事故，尽如盲痴，一筹莫展。堪担重任者，实无其人。在宗室近支中，咸丰帝其他几个兄弟，或才力平庸，或年幼无知，均难当军国重任。而咸丰帝又对汉人很不信任，这样一来，作为宗室近支的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便受到信任和重用。但他们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于是合力向咸丰帝推荐肃顺。
肃顺，清太祖努尔哈赤侄子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据载，此人生得“状貌魁梧，眉目耸拔”，为人豪放不羁，结交广泛，颇有游侠气概，而且机敏干练，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步军统领称赏其才，将其举荐给咸丰帝，受到咸丰帝的召见，从此肃顺开始步步高升。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署正红旗满洲副统领，升工部左侍郎，旋调礼部左侍郎。
经载垣和端华鼎力举荐，咸丰帝也非常欣赏肃顺的干练果断的作风和超出当时诸人的见识，遂委之以重任。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以筹办巡防，下部议叙。十一月，以恭勘慕陵（道光帝墓地）工程，并恭送孝静康慈皇太后梓宫暂安礼成，加一级。咸丰六年七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升理藩院尚书。八年二月，充查城大臣。九月，调礼部尚书，管理藩院事务，十二月调户部尚书。可见，肃顺真正发迹，是从咸丰五年开始，也就是奕訢罢退军机以后，仅仅四年时间，他由一个御前侍卫，升为户部尚书，真正可谓飞黄腾达。由于受到咸丰帝的赏识和重用，其权势渐渐凌驾于军机之上，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而已。
从此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朋比为奸，权势日张，而肃顺更是恃宠而骄，飞扬跋扈。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