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真的是一场骚乱。
2.行李丢失，队服遭窃 第一件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随中国国家队来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想拍我穿火箭队服的照片，在NBA赛季开始之前，用在杂志的封面上。火箭送来了我的球衣，我们在丹佛训练时拍了照片。我得在那儿拍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美国，甚至是否能在赛季开始前回来。那时就开始出事了。首先，我的行李在从丹佛到印地安那波里斯的路途中丢失了。拿回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火箭的球衣在里面。但是锦标赛的第二天早上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而我的球衣失踪了。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房间桌上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打个电话，球衣供应商就会再给你一件。许多公司都在中国生产鞋子和衣服，以及其它东西，你需要更换什么东西时，不必担心。我现在知道在美国不是那样的。火箭让我付钱，而且非常贵。
这么说吧，不管谁拿了那件球衣，都是一件收藏品，因为只有两件球衣，我的姓和名都在上面，那就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的第一场季前赛上，我穿了一件，然后NBA让我们换掉。
NBA不允许姓和名都在球衣上，所以我得换只有姚字的球衣。
体育画报还是把我放在了封面。我溜出房间，穿了中国队的队服拍了照片。体育画报随后用他们的电脑把它变成休斯顿火箭队的队服。科技真是伟大！3.没有信用，不能购物 我回中国参加亚运会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妈先来了休斯顿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卖房子的人并不真的拥有产权。由于我是在十月份来美国之后和火箭队签约的，手头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因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财务记录，美国银行一点钱都不想借给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结果在开始试图得到一笔贷款前，我们发现姚明妈妈喜欢的那第一套房子是被银行没收后拍卖的。他妈妈找到了另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得找另一个办法来买下它，因为姚明没有基本的个人金融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他没有银行帐号、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就连他的移民身份都没有最后确认。他唯一能证明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而那是不足以在休斯顿买房的。那时候，姚明仅有的钱来自我们做的一笔纸牌卡合约，那时姚明还没有来美国。我们跟纸牌卡公司说，他有可能会来美国。最后我帮他买下了房子，现在我们已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但是在整个第一赛季，姚明的房子都在我的名下。尽管我清楚，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会在申请贷款方面遇到麻烦。
4.工作时喝酒 我知道在元旦前夜美国人会通常因为狂饮而惹出麻烦，但我碰到的事情不同。也许并不是那么反常。新年前夜，我们在休斯顿打败了雄鹿队，我径直去机场，飞去洛杉矶拍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我不会在球场之外弄得太累，就是只有当我连续有两天休息时，才让我接拍广告。要拍广告的话，我还是得坐飞机旅行，还是会让我很累，但是这个规则很有帮助。我们凌晨2点到了洛杉矶，也许更晚一些。飞机上没有食物，只有软饮料。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时姚之队的某人叫我起来吃早餐。
一辆豪华房车送我们到摄影棚。姚之队让我吃很多维他命，以保持我的体力，但是我有时会忘记。比尔·桑德斯问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说没有。房车中有一个玻璃容器，看上去里面是水。于是我就拿出我的维他命，让科林递给我一个杯子。“好的，”他说，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很累，因此就一口全喝下去了，直接下肚，连口气都没喘。我愣一下，“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水不一样吗？”然后我的脸发热，我咳嗽起来。“科林，”我咳嗽着说：“那不是水！”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他喝的是纯的杜松子酒，全吞下去了。然后他脸变红，呼吸不畅。我想，这个家伙，马上要去拍一个大广告，而他刚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杯杜松子酒！那是早上6点过一点，我们离摄影棚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化妆，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估计有一个小时让他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如果他整天都红着脸，我们就死定了。”
我记得每次我喝多了的时候，也许有5次或6次吧。这之前的上一次喝醉，是我们赢了CBA冠军之后。那以前的一次是1998年，那时大鲨鱼队中有一个俄罗斯球员，他喜欢喝伏尔加。
有一天他过生日，整个球队都跟他一起喝伏尔加，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伏尔加。现在，感谢好莱坞和科林，我可以把杜松子酒加到我的清单上了。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5分钟后我的脸变红了，然后我们就到了摄影棚。“你想睡觉吗？”
有人问我。“我想是的，”我说。“科林可以代替我拍广告，因为都是他的错。”
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开拍。这是为苹果电脑拍的广告，有我和迷你我，很多人看到我，但没有人问我是否醉了。也许那证明我比自己想像中演得更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们已经拒绝了许多以他的高度为题材的广告。我们想表现出姚明的一些吸引人的品质。因此，当比尔·桑德斯告诉我苹果有些想法时，我说，“好的，只要他们不让姚明和一个小矮人配对就行。”桑德斯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其实……”当我们看了剧本后，我们弄明白了创意的理由。广告是为了他们最大和最小的笔记本电脑，而且广告片中姚明是坐着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的话，他们就会让姚明站着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广告使姚明显得个头小一些，并更有亲和力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对VISA卡的电视广告也持怀疑态度，里面有“哟，姚！”
他走进曼哈顿的一家纪念品商店买一只自由女神模型，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来付帐。柜台小姐指指一个布告说：“不收支票，”并用正宗的纽约腔说：“唷。”姚明指指自己说：“不，是姚。”然后他们来回反复说着“唷”和“姚”。这是个弄不好会被误解的情形，因为我们不想让姚明看上去显得滑稽或无知。我觉得广告还是拍得成功的。“唷，姚”已经变成一句流行语。有那么多球迷真诚地用“唷，姚”来向他打招呼真是令人惊讶。
5.蓝色的山羊皮鞋 2003年NBA全明星赛是我的第一次参赛，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因此我知道许多球员会穿颜色鲜艳的球鞋，或者新款式的鞋。
但那不是我在亚特兰大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上，穿浅蓝色的耐克鞋的原因。那双鞋是一个大错误。开始的时候，我本想穿一双白色的球鞋，上面印一个很小的中国国旗。但是当我跟一个中国篮球官员确认国旗的主意时，他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说他得确认一下保证万无一失。结果他发现有问题，其他的CBA官员认为国旗印在我的鞋上有失恭敬，我就放弃了那个主意。
我想，好吧，我就穿白色的鞋好了，上面加一点浅蓝色的边。我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在我的新人年，火箭的球衣上也有一点点那种浅蓝色。我想看上去会不错。那时我并没有想穿一双整个都是浅蓝的鞋，然而我在亚特兰大打开我的耐克鞋盒时，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双鞋。
科林·派恩（姚明翻译）：我发誓他说的是浅蓝色鞋，带一点白色的边。我还可以发誓我给他看了设计师画的图样，耐克公司寄给我，让我给姚明看。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给他看了耐克寄来的样品照片。比赛后有人问，他穿着北卡罗来纳的全蓝鞋，是不是为了对乔丹表示敬意，因为那是乔丹最后的一次全明星赛。乔丹以前是焦油跟州人，焦油跟是北卡的别名。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因此我们将错就错，说就是那么回事。我们本想穿旧的耐克款，以此乔丹表示敬意，但是找不到适合姚明的尺寸。现在我们可以说实话了。不管怎样，你不会再看到那双鞋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没有人跟他明说，我说了。我看到那双鞋，我说：“见鬼，怎么回事？”姚明说颜色应该反一反的等等。我说：“我希望这是你离开耐克的原因。
“那双鞋在电视上看起来简直不堪入目。
现在我跟科林开玩笑说，一定是锐步收买了他，让他不给我看鞋的照片。我只知道自己穿了一双很难看的鞋，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不过我也要帮科林说句公道话，其实照片看上去并不那么糟。我本可以穿一双其它的鞋，但是没有一双合适的，又不是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店，买一双18码的鞋。如果你是个全明星，特意穿一双很疯狂的鞋，就像杰梅因·奥尼尔那样，穿一双明亮的黄色的鞋，或者像克里斯·韦伯前年做的那样，穿一双银色版的达达鞋，那是另外一回事。热身的时候，我听说摄像机会对准我的鞋，他们还会放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蓝色的山羊皮鞋”，但是我没听到。有时一只耳朵听不见还真是好事。也许打比赛时间不长我应该很开心，如果长的话，关于我的鞋的问题一定更多。也许那是我打得时间不长的原因，那双鞋会让人们不去看比赛的。
6.开车 我并不是从小开着车长大的，甚至都没想过要开车。此外，很难找到一辆车能让我这么高的人觉得舒服。想像一下以60英里的时速开一辆卡丁车，或是一辆玩具车的感觉，你就会明白我大多数开车时的感觉。
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开过一次车，但是我不能算是会开车的。即使我在国内开过车，我也不知道当我开始在美国开车时，那个经历是否有用。如果你去中国，观察一下交通，你可能会觉得那儿没有规则，人们只是在疯狂地开车。很多人逆向行驶或者闯红灯。规则是有的，但是跟美国非常不同，而且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执勤。如果两辆车开向同样的方向，你右手边的车决定在你前面左转，当你撞到它时，就是你的错，即使你没办法及时停车，也是你的错。
波斯简·纳持巴（火箭队队员）：我在DMV（机动车管理部）的办公室拿到执照的那一天，姚明也拿到了他的执照。我在欧洲拿了驾驶执照很多年了，因此通过考试没问题。但是我知道对姚明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他比在比赛前还紧张。当他通过了考试，他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小孩。我觉得他比我们打败湖人的那个晚上还高兴。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我还是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所有标志的意思，或者一个红灯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跟在我后面，从体育馆去飞机场。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可这一次我们开了30分钟，路上根本没有车，因为我不想让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他开得好慢好慢，但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
有时科林来体育馆时直哆嗦，我就问：“是不是姚开的车？”科林就会点点头，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镇定下来。
1998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开过一次车。那时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在酒店的院子里开一辆小面包车。真正开始学车是深夜在休斯顿住处附近。我租了一辆车，好像是一辆很大的水星牌房车。
我学开车的时候，科林跟我说了校车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有校车，但我不记得其它车遇到校车时应该避让的。
但是科林跟我说，在这里如果我看见校车的话，是不能超车的。如果校车停了，我必须等在它后面15英尺外。当我参加驾驶考试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不肯定他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我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停车标志，我就停下来。考官让我在附近的街区开。我们接近弯角时，他会说：“左转，右转。”考试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辆校车，它开得越来越慢，就像一场恶梦。我忘了我是否应该超过他，于是我说：“好吧，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好了。”因此不管校车怎么做，我就跟着。我不记得确切的规则是什么了，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校车的事让我很紧张。
平行泊车是最难的，很难确定离安全锥的距离。就算现在，我有时都还要拜托科林帮我泊车。第一次泊车考试时，我碰了一个锥，第二次通过了。笔试部分很简单，他们让我朋友作翻译。去之前我不肯定自己是否能通过考试，但我想试一下。最坏的事情无非是我得再考一次。我做好了准备要再考一次的。不需要补考时，波奇说我比打败湖人的时候还开心。我这么回答：打败湖人要团队合作，但是拿到驾驶执照则完全要靠自己。
当球队四月份去新泽西、密尔沃基和费城，打三场客场比赛时，科林去了纽约，而没有跟球队的飞机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去。我在飞机上，意识到科林开车时我从未注意他是怎么开的，因此我都不认识回家的路。我只认识一小段，但不是全部。穆奇住在我那条街上，因此我问他：“你能带我上高速公路吗？那样就够了，其它路我自己走。”
“好吧。”他说：“跟着我就行了。”吉姆·波兰，助理教练之一，跟我说：“姚，要当心了。不要一直跟着他，他也许不回家的。”他的意思是，穆奇可能会去看一个女朋友，或者去夜总会。
穆奇·诺里斯（前火箭队队员）：有一天他试着钻进我的车，他进来了，但是他的膝盖顶着他的下颚，他往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大腿，完全没办法开车。我同意让他跟在我后面回家，但每次停车，我都开到另一条车道上，好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来停车。我想着他倒车时撞到的那辆卡车，不想心存侥幸。
我不必担心跟在穆奇后面会很久，我们一上高速公路，他就飞驰而去，这个王八蛋！他开的是两门的奔驰跑车，那时他的车比我的好。跑车对我的SUV，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没问题。我知道怎样让自己的车开起来感觉就像开其它车一样。我把音乐开到最大，摇下窗户。
那时是凌晨两点钟，在中国即使我有车也没什么机会这样做。当我夏天回国时，我三周都没有训练，长胖了，对我来说是胖了，体重达到315磅。整年中，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让我增加体重，现在他们却让我减肥。于是我决定在去北京国家队报到前，先去大鲨鱼的训练营。我需要习惯再开始打球。现在国内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不能骑自行车或乘巴士，因此我借了我的中国经纪人陆昊的车去训练。那是一辆小型车，我几乎坐不进去。我没有中国的驾驶执照或是保险，很害怕撞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因此每秒钟我都在踩刹车，根本就不踩油门。
警察拦住了我一次，认出了我，便让我走了。
7.和女人约会 如果你是个NBA里的年轻人，你通常会有一辆跑车并有许多想和你约会的女孩。这跟你长得如何无关。对某些在中国的球员来说也是一样，但我不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作为新人，我没有跑车，并且只有过一个女孩想和我说话。我当时在西雅图的酒店大堂。我不认为她是我的球迷。她想让我信仰基督教。她很可爱。我出于好意，没有拒绝。我没有和她说话，那是因为她可爱。在2001年，中国也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交朋友。那是在王治郅去美国之前，也是大家知道我要去NBA之前。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于是把号码变了。
也许我没跟更多的女孩来往的原因是我不去夜总会或酒吧。当我外出时，我总是在车窗很暗的车里，没人知道是我。
我觉得大概百分之六十的NBA的球员每周会外出两到三次。整个赛季我外出过两次，一次是去休斯顿中国城的一个迪斯科舞厅。那天我拿到驾驶执照，因此我终于可以开自己的车了。我不是独自去的，跟科林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听说那是个好去处，但那天是星期天，人不多。
第二次外出是在洛杉矶，王治郅带我去吃韩国菜。就是那样，没有去夜总会，也没有去迪斯科。在休斯顿，我没有更多出去，是因为我和妈妈爸爸一起住。而且打客场比赛后，我觉得累。其他球员也跟妈妈住吗？我想不会很多的。告诉大卫·斯特恩他不必教新人如何适应，只要告诉他们，把妈妈带来一起住就行了。
在美国和我父母一起住有利有弊。好处是家像一个家，尽管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房子很安静，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如果外界有什么事情伤害到我，比如有人叫“姚明臭，”当我回到家，关上门，一切就都被关在了门外。我父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允许任何外界问题进家门。
但我知道对他们而言，住在美国很不容易。他们一辈子都住在中国，朋友们在那儿，那儿有他们喜欢的工作。我有时开玩笑说，美国政府给我这一个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但是迫使两个中国人———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来到美国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以前已经来过好多次了，但去年是我父母第一次来美国，他们俩都是。他们曾去过欧洲参加过几次比赛，但只呆了一两个礼拜。生活在这里，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家，他们得学习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我在休斯顿时，我不担心他们。我长途旅行到西海岸或是东海岸，而他们得独自留在家中时，我就担心他们。他们只出去买吃的，其它时间他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点我不大高兴，但他们不懂英语，因此单独出去很困难。
他们只会说：“多少钱？”“多少磅？”“加油。”“早上好。”“再见。”在得克萨斯，如果你只会那么几句话，出门是走不了多远的。
我23岁了还和父母一起住，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有个朋友说过，有时你得恭维父母。在家里，是他们抚养你成人的，当然你要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有话说，就听他们说。但是当你走出去到了外面的世界，有时你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有悖父母的意愿。也许你做得不对，但是至少你经历了尝试的过程，如果你错了，你可以调整。但是，你可以既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同时也尊重父母的。不管怎样，你都得尊敬他们。
好的方面是，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真传。我妈妈是个认真的人，有时我觉得她不懂怎样开玩笑。有时我跟她开玩笑，发现她以为我是认真的。我爸爸比较放松一些。从妈妈那儿，我继承了想要完全了解一个情形的欲望，一点也不能含糊不清。而从我爸爸那儿我遗传了他的幽默感，特别是当我真的不能把事情弄明白的时候。他的哲学是，退一步，给自己时间调整，然后再去试。你最终得弄清谜底，但是中途休整一下没什么不对。
我一直跟父母谈很多关于篮球的事，基本上，每场比赛后都谈。我们谈比赛是怎么打的，而不是谈某些球员或者打法。谈论球员犯的错误或者他们该如何改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谈整个比赛，我们是否需要更快，或者慢下来，是否需要加强进攻或防守。因为在我的大多数比赛中我父母都在场，或是看实况传播，他们对情况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们跟我说其它队的防守，当其它队对我进行双人盯防时，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可以从哪里做快速突破上篮。
很明显，在我的第一年，关于篮球，我父母的观点跟火箭的有许多冲突。中国篮球是不同的。团队协作始终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先考虑你的投篮，也不能投没有把握的篮，特别是当你有时间找到队友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让你对手下不来台。我总是听教练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比赛中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心思来打球。如果我按照父母想的打球，而其他人都是另一种打法，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也是一样，如果我按照NBA的球路打，对球队其他人不好，对我也不好。
尽管这样，我得说在NBA的第一年，我感受到的压力，比在大鲨鱼时要赢得冠军的压力大。除非我们赢得冠军，我不敢肯定大鲨鱼会不会放我走。我不是说，锦标赛的重要性要次一些。但是我一直觉得赢得冠军是我能做到的。我在CBA打球很舒服，知道自己是最好的球员。
如果在CBA有一个球员的金字塔，我甚至不在最上面一层，我是在金字塔上面的空气里。我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比赛。其他大鲨鱼的队友都知道怎样发挥我，我也知道怎样协调他们。
当我来到NBA，一切都是新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一个赛季。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其它球队会如何防守我。因为我错过了几乎全部的训练营，我什么都不知道。
8.特大号的礼遇 我还得适应NBA的所有旅行。在中国国家队，我去过许多国家打球。但是在大多数地方，我们都是去打一个赛事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呆上一周。如果呆那么长时间的话，酒店会为我这样一个高大的人准备一个房间。在NBA，我们住过很多很好的酒店，而他们也把最好的房间给NBA的球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床或者门对于像我这样的个头是足够大的。我们几乎从不在一个酒店超过一晚，因此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会特意费心为我准备一个舒服的房间。
不过还是有人会这么做的。大多数酒店会在一个正常大床的尾部加上一条长椅，好让我的脚有地方搁。
但也有些酒店会做得过火。在纽约结束比赛后，我们很晚才到达华盛顿DC的一家酒店，大约是凌晨2点。当我走进房间时，我看到两张床，竖着拼在一起。莫·泰勒正要进他的房间，看了一眼我的房间，大叫：“哦，上帝啊，大家快来看！”这样全队都来我的房间看我的两张床。床如此之大，我们矮小的后卫穆奇可以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我们都不会发现对方的。
9.文身 有些NBA球员文身，有些人的文身还有中国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字真正的含义。或者告诉他们那些字意思的人根本不懂中文。中文里的一个字有时有自己的意思，有时需要和其它字组合才有意义。爱伦·艾佛生脖子上的文身是“忠”字。我记得，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褒义的。穆奇前臂上的文身没有任何含义。掘金队的马库斯·坎比手臂上有些中国字，可以指许多不同的东西。因为通常你是不会把这些字放在一起的。他的文身可以是指“鼓励”，或者“力量”，或者“勉强”。
为肯扬·马丁画文身的人一定不是网队的球迷，他的中国字意思是：“不积极”或者“不果断”。任何看过肯扬打球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
我在火箭的新人年，特伦斯·莫里斯是我们的前锋，他是我记得的唯一有中文文身的球员。意思是“我是个坏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想说的，或者他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没问过他。
我没有任何文身，没有耳环，或者任何其它东西。不过，在NBA打了一个赛季后我有了些伤疤。肖恩·坎普留了一个在我的背上，黄蜂的贾马尔·马格洛瓦留了一个在我的左臂内侧。我认为伤疤是一个男人的荣誉徽章。
但是伤疤不是你自己想要搞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在中国，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因此你不能改变它或者伤害它。几个世纪前，甚至连头发都不能剪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许久以前中国男人背后留辫子的原因。我不会走那么远。现在中国也有年轻人文身了，但我不会。说到这些方面，我是个很传统的老人。
10.中医和西医 中西方关于医药的概念也很不同。比如，中国人不相信使用冰。当我们2003年在哈尔滨打亚洲锦标赛时，所有的比赛都在一个带有速度滑冰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但那个滑冰场可能是你在哈尔滨惟一能找到冰的地方，至少夏天是如此。锦标赛早期，我从巴士上走下来时，扭伤了踝骨。当姚之队来看我的时候，发现我的踝部肿得那么大，就问我有没有敷冰块。我说没有，我在接受针灸治疗。即使我想用冰，也得等到回酒店，问客房服务要。
中国人相信平衡是健康之道。有些食物是热性（阳）的，其它是冷性（阴）的，另外一些是中性的。冰，不管你信不信，被认为是热性的，或者是阳性的，所以你就懂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它不能被放在已经发炎的身上，比如我的踝。阴阳怎样区别分类，有时是食物的温度，跟你是否煎炒它们都毫无关系。而是看当你食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在你的身体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反应。鱼和海鲜是阴的，也就是冷的，而肉和酒———除了啤酒之外，是阳的，也就是热的。啤酒是阴的。大多数香料都是热的、或阳的，但是酱油和盐是冷的。大多数水果都是冷的，但是樱桃、枣子、芒果和柑橘是热的。许多蔬菜也都是冷的，但是，细香葱、韭菜和绿洋葱是热的。米是中性或阴的，取决于你怎样做熟它们。还有19种食物可以是阴、阳或是中性的。普通的大豆是阴的，新鲜的豆腐是中性的，干豆腐是阳的。
有一次在中国国家队训练开始前，我吃了个苹果。整个训练过程中，我觉得肚子里涨满了气想往外跑。苹果是阳性的，或者热性的。我可能是糊涂了，认为热性的食物可以用来热身。（这是我关于阴阳的笑话。） 我对中西医药都知道一点，我相信使用有效的东西。夏天回到国内后，我得了高血压，我吃了中药就好了。我吃的药由草药制成，味道有点像香草。现在我没有高血压了，因此我相信它是奏效的。说到体育医药，我的确相信西医多一些，但是关键是得找个好医生。医学，或者方法，只是工具罢了。医生需要正确地诊断出问题在哪里。
11.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者 这是我关于一切事情的哲学：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不相信有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只要你对你的生活方式满意，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你的生活应该算是可以的。我还是能感受到成长过程中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跟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差距。中国有句俗话：入乡随俗。当你有钱时，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这是某些人的想法。好吧，我就是个资本主义者，但我还是觉得我口袋里的钱，我能看见用才是我拥有的。这也肯定是我所需要的。我看不见的钱，银行里的钱或支票上的数字只是给我一种成就感。我想大多数有钱人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挣百万元的人会说，他真的需要这么多钱来生活。这不是财富的意义。财富是用来衡量你在工作中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我和火箭队的下一个合同金额比我现在挣得更多，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说价值更大了。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蓝领工人。我得到的一切是我辛苦努力换来的。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我是最出名的资本主义者，我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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