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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就是疲惫就是累

  与队友谈笑风生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投票,几乎是在比赛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结束的。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投票是在我逐渐打得好起来的时候开始的,但我想:“如果我被选上,到全明星赛比赛期间又打不好了该怎么办?”我感到除了国内球迷对我的那些梦想期盼之外,现在美国的每个人也希望我能打出某种水平来。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它代表着有许多球迷非常喜欢我。但也意味着在球场上不能犯错误的压力也更大了。初到NBA时,并不是所有人对我都寄予厚望。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在NBA的第一年里,当然没有人谈到我会成为一个全明星。既然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投票选出的全明星队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打得名不符实,就会让他们失望。

  有一阵子,我的担心好像变成了现实。和大鲨鱼奥尼尔比赛对我打击很大,而被湖人打败也影响了火箭队的信心。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打得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接连输了四场比赛。而我也打了几乎是整个赛季最糟糕的连续两场比赛,一场是对达拉斯小牛队,另一场是主场对底特律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得如此之糟让我很意外。我首次和达拉斯小牛队交锋时打得不错,这让我希望能在再次比赛时表现出色。现在回想起来,我自以为比赛会很容易,没有足够卖力地打。还有,小牛队中锋里夫·拉弗伦茨第一次比赛受伤了。而第二场他上场并打得非常好,而我却几乎是让自己停了下来。那是第一次鲁迪没有让我上场很久,只打了22分钟,而我当时还没有犯规问题。我下场时得了6分,5个篮板,5个失误,最后我们输了,比分是107-86.

  那场比赛已经够臭了,可三个晚上后,对本·华莱士的活塞队的比赛更糟,23分钟我只得了4分和6个篮板。有时候统计数字并不显示你打得有多臭。这些统计很糟糕,但我的表现更臭。原因就是华莱士,他曾两次获得NBA年度防守球员的称号。

  在奥克兰的表演赛,以及后来的世界锦标赛中,我代表中国队对抗他时,都打得挺好,但那时的本·华莱士表现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看到他随美国国家队一起比赛时,状态完全不一样。并不只是因为球衣。他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他的脸、身体、头发、盖帽等等。他在活塞队比在世界锦标赛中强悍得多,把我吓得都忘了该怎么打篮球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对湖人队的比赛结束后,我看到姚明被疲惫困扰着。

  他开始觉得累了,一直很疲劳。情况如此糟糕,连我都替他觉得累。我觉得是他在场外做的那些事情让他如此消耗体力的。我跟我们的媒体关系总监内尔森·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先缓一缓?”但是不行,那时我们的上座率不好,而他们要为火箭队考虑,引起所有那些媒体关注能够带来门票收入。对湖人的比赛一周后,姚的状态就一路下滑。

  在为全明星赛而安排的联赛休赛期前,许多人试着帮助我,鲁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火箭队让他的45号球衣退了休。他跟我说,每一个努力打82场比赛的人都会疲劳,特别是新人。他告诉我他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想那些让他觉得安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反正那以后我开始打得好些了,因此一定有益无害。至少我投篮更好了。在5场比赛中,我的命中率最少有50%或者更多。那时也是我们的球队的不成熟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打了赛季中最好的两场比赛,主场打败了明尼苏达和沙加缅度。然而我们输了另3场比赛,先是在主场输给达拉斯,然后是客场输给明尼苏达和克里夫兰。斯蒂夫和我在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全明星,直到比赛接近尾声。

  当时我们落后一分,有机会在最后几秒赢得比赛,当斯蒂夫试图传球给我时,骑士队抢走了球。不过我倒是没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一个全明星赛周末。被球迷选为全明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此,使球迷在比赛和周末中得到乐趣也是我们的工作。全明星赛周末可能意味着聚会、音乐和娱乐。但对球员来说却不同,那意味着照顾朋友和家庭,面谈、会议、社交和练习。对球迷而言这些全是娱乐,对我们则是一点娱乐加上许多的工作。假如你是一名球员并想去参加聚会,那意味着你不能睡觉了。而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遇到了许多名人,但是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消遣是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机,很安静。我希望周末最好能休息,然而第一年就当了全明星,意味着今后每一年我都得努力成为全明星。

  周末并不都与篮球有关,还有许多商务活动。实际上我从周四在奥兰多拍佳得乐的广告时就开始操心商业上的事了。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四深夜赶到亚特兰大,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参加一个商人谈论互联网商务的科技峰会。我喜欢一切有关技术的新东西———手机、电脑,但是我也很爱睡觉。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那些商界人士注意到我,但他们立即继续谈他们的生意。

  我不大在乎自己穿什么,看一下我的衣橱就知道了。我大概有9到10条日常的裤子,其中有一条棕色灯心绒的裤子,是我穿得最多的。上面被我弄了一个洞,我很沮丧,但依然会穿它。运动服、篮球鞋或休闲鞋、T恤衫和短裤,是我的风格。但服装是全明星周末的重要内容。姚之队相信我至少会在新人挑战赛上打球———这是新人和第二年球员之间的比赛,所以姚之队想法找到我能穿的衣服。可是哪件都不合适。在赛季初,亚特兰大的一家叫佛来门的鞋店给我寄来了三大盒鞋,他们有大尺码的鞋。许多NBA球员都在那里买鞋。但是由于我的足弓很高,他们寄来的鞋尺寸都不对。姚之队让洛杉矶的一个公司给我定制了几件西装,但我妈不喜欢,因此我们全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套深灰色的。然后他们请休斯顿的一个鞋商从巴西定制了一双鞋来配那套西装,不料却卡在洛杉矶海关取不出来。我打算穿那套西装去峰会试一下效果,但我只有穿在国内买的道克·马丁牌鞋,跟灰西装不配。不过倒跟从中国带来的灯心绒西装挺配的,于是我就穿了它。那套西装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流行时装对我不重要,但我知道它对姚之队的商业利益很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特殊就该特殊。

  走进峰会时我意外地遇到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我在选秀时他没能到场。这是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在找洗手间,他跟我打招呼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每天做那么多事的。他真是无处不在。

  大卫·斯特恩(NBA联盟主席):我们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交谈,无论是在奥林匹克还是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上。我们后来在第一个赛季中,在纽约共进午餐,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姚是个很好的伙伴。甚至在亚特兰大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喜爱这里并希望能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既然他开始说英语,我们便开始了解他那有趣的幽默感以及作为一个如此出名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常好的见解。拥有国际球员对我们的球迷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该球员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有一种启蒙行动正在进行中。比如金州勇士队的萨如那斯·马修里奥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谈不拢,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等等。真实的历史课一直持续着,有什么可以比有人从全世界人口最多、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来到我们这里更具有历史性呢?于是你们便有了这位微笑的温和的运动员,因为有一支球队在选秀中将他作为首选,他被明确地定义为世界级球员。他就在这里,他个头巨大,会投篮,也很有天分。这很能引起球迷的兴趣。

  峰会后我赶去全明星的媒体专场。整个赛季记者们都追着我,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过招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但这一次,记者比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多。科林很幸运,他不用面对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在全明星周末,科林休息的时间比我多。为了节约时间,他们请了一个联合国的翻译来跟我工作。斯蒂夫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但是记者太多,我看不见他。他们告诉我,仅从中国就来了30个记者。大多数的问题,那个赛季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由于我在同一个新翻译合作,我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才知道说什么。

  而跟科林一起工作时,我就只需要看他一眼或者只是说,“你知道答案”,他就会替我回答。当一个记者问我,在全明星周末最期待的是什么,我说,“离开这个房间”,我说的时候面带笑容。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大鲨鱼奥尼尔和我比鞋的尺码,他的比我大3英寸。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听说大鲨鱼奥尼尔在去更衣室的路上遇到我的父母,他非常友好,跟他们一起拍照,拥抱我爸妈,还吻了我妈。在中国,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亲吻的,也许到了这个地步,大鲨鱼奥尼尔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人了吧。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因为打周日的比赛而不必去打新人挑战赛了,我提出要坐在西部地区新人的席位上。我想和球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作为同一年的新人,我们就像朋友或兄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穿上运动衣而不是西装,但全明星的周末不能那么做。没关系,一年一次的话我是可以做到。我希望每年能这样做一次。否则,你就不会看到我穿得很正式了。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也许我没有打新人挑战赛是件好事。整个比赛都没有人慢下来。没有人跑之字型,全是直线,上上下下,投篮前没有太多传递。

  尽管我没有比赛,半场时我还是走进球员休息室,教练科顿·菲茨西蒙斯正在谈论我。

  “你们都没有压力,”他说,然后指着我:“那个家伙有压力。他明天压力很大。你们接着打球吧,玩得开心点。”

  我想说:“谢谢你提醒我,教练。”但是我没有。

  NBA中外国球员很多,你可以了解关于其它地方的许多事。比赛结束后我再到休息室,那里总有许多吃的,尽管我没有打球,还是很饿。我等到其他打球的球员都拿了吃的,然后自己也去拿一些。我拿了一块炸鸡,不是很好吃,我就想去扔掉它。快船队的球员马科·贾里奇是从南斯拉夫来的,看到我拿着鸡块走向垃圾桶。南斯拉夫战争很多,生活很苦,食物不多,我是知道的,马科提醒了我。

  “不,不。”他说:“在南斯拉夫,你必须全吃掉。”“好。”我说:“是我不对。”

  星期五媒体采访时,斯蒂夫开玩笑说要帮我赢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我则开玩笑说我们只传球给对方。我们是在开玩笑,至少我是在开玩笑。全明星比赛不适合我的球路。我试着让蒂姆·邓肯或凯文·加内特从开球的地方跳到中心,但他们让我这样做。我想拿个篮板,独自运球穿过球场,投一个三分篮,但我不能在我的首场全明星赛上为了自己那样做。

  斯蒂夫的确帮了我的第一次投篮,跟我做了一个空中接力,这样当比赛进行65秒钟时,我就灌篮了。只是我不知道那将是我比赛中唯一的投篮。我本可以投更多次的,但我没有尽力去投。我觉得比赛是为了让球迷看到不可思议的事,尽管有时我也能那么做,但那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阿德曼教练还是确保至少在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里,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让我跟大鲨鱼奥尼尔、蒂姆·邓肯、德克·诺维茨基和斯蒂夫一起打球。场上同时有四名身高7尺以上的球员比赛。想像一下跟一个由蒂姆·邓肯作小前锋,诺维茨基作得分后卫的球队一起打球!我跟斯蒂夫说其实他是我们的中锋,我所见过的最小的中锋。

  我打了17分钟,首发球员中上场时间最短的一个,但没关系。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应该打更长时间,而且我很高兴看他们打球。我可以坐在一个前排座位,看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篮球手打球,而且在大家向迈克尔·乔丹道别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一个一年前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来NBA打球的人来说,成为这许多事情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了。

  我还对联赛中一些出色球员有了更深的了解。斯蒂夫在这上面帮了我。中场休息时我们去了更衣室,他让我模仿鲁迪说出对每个人的印象。于是我看了一下统计单,指着失误栏,说“他妈的……!”然后揉烂了纸,扔到地上,穿过房间,好像很恼火的样子。每个人都笑了,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觉得我属于这里,是否是个真正的全明星,但是他们的笑声告诉我,我被接受了。我的真正考验是在比赛后。第二天早上,斯蒂夫和我及时飞去休斯顿赶上训练。我很高兴成为全明星周末的一员,也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得说我比周末开始前累多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也跟这差不多。美国的全明星比赛是在东部和西部间进行。在中国,我们通常是南北对决。那年主办城市沈阳的民众希望很特别,他们组织中国和外国的全明星比赛。你猜在中国篮球协会中有多少球员是来自欧洲或是中国以外的?每个队最多两名,而且不是每个队都有外国球员的。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外国球员来组队比赛。这看上去像是中国国家队和一支来访球队进行的一场练习赛。我们应该赢这场比赛,但结果我们却输了。中场休息时,我们还领先10分呢。终场前五秒钟时,我们领先2分,但外国全明星在中场投中了个3分球。球迷将他们的塑料水瓶全扔到球场地板上,球场看上去像一个游泳池。我们队中的老队员们对我不太满意,因为我在上场的五分钟内打得很努力。我不是想让他们看上去在偷懒,这只是我的第一场全明星比赛。尽管有人对你说放松点打,你会那么打吗?我不这么想。这有点像我在NBA的第一年,有好好打的压力。我猜那些外国全明星一定也这么想。我打得并不是很好,罚球得2分,2个篮板,一个抢断,就像我的第一次NBA全明星赛。

  为全明星安排的联赛休战期间,球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继续打一场好球接一场臭球,而且在没人期待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打得挺好,在该赢的时候又输了。我想任何在我们身上投注的人都一定赔了好多钱。例如,全明星周末后的前两场球,我们周二在主场的加时赛中输给了犹他爵士队。然后第二晚飞到犹他州,又在对方的主场打败了同一支球队,领先了30分。两晚后,我们在主场输给了迈阿密热浪,差12分。热队对我来说是最难对付的一支球队,他们像一群狼。

  下一场比赛,我们在第二个加时段输给了湖人,大鲨鱼奥尼尔并没有上场,这样火箭就不再有季后赛的席位了。这让人难以接受,仅仅在一个月前,我们还打败了有大鲨鱼奥尼尔上场的湖人,很肯定会打入季后赛。现在我们得努力打好余下的赛事,每一个礼拜过去,我显得更累。

  我说“显得更累”,是因为在有些比赛中我真的并不觉得累。记者们问我关于撞到“新人墙”的问题,那才是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必须回答那个问题。有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累,但是我想“撞墙”的意思是指我停下来,不能再前进了。我会说我撞到征途中很高的障碍,而每次撞得慢下来。看到比赛的录像,或者看到我的投篮许多次与篮筐擦边而过,即使自己的身体不累,心也显得很累。我一直在想,只有在姚之队不再让我做更多的电视广告或者大型采访时,我才有办法休息提高,可惜这从未发生。

  我不再告诉你赛季后期的每一场比赛了;那样做可能会让你腻歪得反胃,因为火箭起起伏伏太厉害了。我要说尽管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得年度新人奖,我明白为什么是斯塔德·迈尔赢。我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有那样的身体。他跑动的样子让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R2D2,或者《终结者》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就像个机器,但又不是个机器。首先他总是微笑。

  甚至在他发怒的时候,看上去也像在微笑。有一次我碰到他的肚子,他装得好像我弄伤了他。“啊呀,”他叫。“算了吧,伙计。”我说:“你比我壮得多!”

  在NBA个人的天赋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跟在国内不同,那里一切从团队协作开始。我很难说一种方式好于另一种,或者我喜欢这一种超过另一种,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我很高兴在两个联赛打过球。我觉得如果能围绕着个人的天赋建立团队的默契和合作,那将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认为国王队就是那样的,它是支成熟的球队。而火箭的年轻则体现在比赛中。在火箭,默契有时候好,有时候一点都不好。我们本应该打到季后赛的,但很明显我们存在着某些问题。

  到了年底,一些评论家说火箭应该更多地传球给我。有时我在显示自己能力,以及在球队内发挥作用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我从不想让自己的表现大于球队的发挥。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是球队需要的,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感到最快乐的比赛可能跟你想的不同,并不总是那些我得分最高或是篮板最多的比赛。当然,那些我个人表现良好的比赛会令我非常高兴,但它们只是让我个人高兴。而让你的队友高兴总是更有意义的。三场对国王的比赛,我们在主场赢了两场,最后一场,球队配合默契,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集体的快乐,那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种享受。从技术的角度,如果我打得好而我们又赢了球,下一个球队会作调整,他们的调整可以抵消我的优势。而如果球队集体打得好的话,那就是谁都不能被化解的优势。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第一次对尼克斯的比赛中,我可以感受到成为一个全明星后的新压力,以及我在队里的角色变化。如果我可以选择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那一定是纽约,因为它让我想起上海的许多地方。高楼大厦,许多有趣的值得去的地方,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甚至连麦迪逊广场都让我想起大鲨鱼的体育馆,因为它们都老了。跟上海一样,纽约的东西还特别贵。

  不管怎样,对尼克斯我得了24分和6个篮板,每个人都在谈我打得多么好。但是在比赛的尾声,我两次失球,我想那正是我们以102:95输球的原因。队友传球给我,不只是要得到我的帮助,更期望我赢得比赛。有些事情我想做,有些事情我想让他们做,但我没做到。这就是另一个我为什么不抱怨拿球不够多的原因。有时我确实拿球了,但是没有做到正常发挥。

  从年初到年末,其实我倒没看出球队在使用我时有什么不同,我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用了我,用了多少。我并没有更多地拿球,因为我是新人。如果我拿球很多,我做的会影响其他每个人如何打球。我理解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如果我在前半赛季得到更多的球,我不认为后半赛季会更好,因为到那时我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我越打越糟。我们老是失败。而且一个很大的烦恼是,队员们好像不是真的相互信任。

  在岁末,斯蒂夫只要一得分,他就会一直投篮。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投。

  如果这个人投进了两个球,我们就一直喂他球。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

  在全明星的联赛休战期后,我取得一些小小的个人胜利。第二次跟本·华莱士的活塞队过招,我打得好多了。第一次比赛,我用了很多转身后仰式跳投,我打得很软,而他很强悍。第二次比赛,我知道他喜欢跳着盖帽,因此我就做许多投篮的假动作,引诱他对我犯规。

  有一次我和他一对一,对他灌了篮。我开玩笑说,这次我的表现如此不同,是因为在比赛的前一晚,我拿着他的照片放在床边,整晚被吓死,因此来到比赛就不再害怕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喜欢开玩笑。

  下半赛季的另一个进展是我们的最佳射手格兰·莱斯的归队。格兰的左肩受了伤而不能参加赛季的大多数比赛。有一个外围投球手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样的话,防守不会挤压到我这里。联赛中没有人想给格兰空档,无论他离篮筐有多远。我们连胜5场,在这5场比赛中,格兰拿了27个三分球中的14个,这绝不是巧合。

  但正当我们觉得我们开始找回了赛季早期的胜利感觉时,鲁迪生病了,一切又变了。我们是在打败了跟我们争夺进入季后赛第八名的太阳队时获悉的。这说明如果我们双方在赛季结束时积分相同,我们将因为在双方交手中得胜次数多过对方,而进入季后赛。

  鲁迪在更衣室祝贺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然后他说他患了膀胱癌,要缺席几场比赛。这就是说他的第一助理莱瑞·史密斯将执掌球队直到鲁迪痊愈。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当鲁迪告诉我们时,每个人都在坐着休息。我们刚赢得了一个大比赛,我们在更衣室,兴奋异常。他就坐在那儿,说“打得漂亮”。我从没看见他在我们离开更衣室前解下领带。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领带被挂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他的癌症。他说了以后,大家相互看着,想“这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会离开几天。

  因此我猜大家都在想,并不是我们不拿史密斯教练当回事,只是如果主教练几天不在的话,我们会乱来的。你知道的,就是出去玩,随便投几个篮,不是比赛。但是他说的几天结果变成了几周,后来又变成了几个月,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到鲁迪离开时候的状态。我并没有在赛季后期对姚明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作为新人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赛季后期他打得不是太糟。教练的变化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看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我、姚明和卡蒂诺的数字变化都非常巨大。对三个主要球员,一切都下滑了。并不是说从鲁迪到史密斯教练,我们做了很多战略上的变化,我也并不是将没有打到季后赛怪罪到史密斯教练身上,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球员的动力停止了,这绝对伤害到了球队。

  得癌症的消息从任何教练嘴里说出来,听到都会很难受,然而从鲁迪那里听到就特别地难受。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教练心肠软,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所有其他的教练一样大喊大叫。鲁迪的特点是他对你说话,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而不是像一个教练对球员。我记得他和CD在选秀前来看我在北京的训练。那是我们初次见面。CD非常轻地说:“你好,姚明。”而鲁迪用非常大、非常快乐的声音说:“嘿,你好吗,姚?”好像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仅仅知道他会一段时间不和我们在一起,会没事,那样的话心里就不会太难受。但是当我们听说有人得了癌症,想到的是那个人,以及他能够活多久。从赛季的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只想着比赛。如果你是火箭队员,想着一场NBA比赛的时候,就忍不住怀念起鲁迪。

  那是情绪上的一面。技术方面的是,我和球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开始适应一个新教练。一般当助理教练接手时,他们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就好像主教练在观看一样,让球员做一切。他们不说太多,使用球队最好的球手或领袖,会比主教练对他们的使用多。史密斯教练不是那样的,他没有改变我们的打法,但改变了对我们的使用。犯一个错误你就下场。现在回忆起来,他让我有点想起王非执教国家队的时候。

  我能够看出史密斯教练做助理教练时就很严格,这一点在他成为主教练后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赛季尾声接手一个试图打到季后赛的球队,而且不知道主教练什么时候回来,是个巨大的挑战。并不是每个球员都信任他。鲁迪在的时候,每个球员都像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鲁迪告诉这架机器该做什么。然后鲁迪走了,就没有人告诉这架机器它该做什么。或者每个人对于需要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机器不再倾听。每个人都想打到季后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不同的路。当鲁迪离开球队的时候,我们是35胜30负,失去了他则变成了8胜9负。

  在赛季初,我创下了一项NBA记录,6场比赛中35投31中,那是88.5%的命中率。那时我在联赛的投篮命中率指标上领先,命中率超过60%.而在赛季尾,我完全没有做到那样,尤其是在史密斯教练接手后。最后的70投,我中了28个,或者说40%的命中率。

  鲁迪告诉我们他将离开一阵儿后,我们有5场客场比赛。我们输了其中4场。我想我们都希望旅行回来时,鲁迪在等我们。但我们没看到他,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样。接着我们又打湖人队,在主场,这一次他们有大鲨鱼奥尼尔。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过招时的感觉,我不想找借口,反正他那场比赛中对我随心所欲,得了39分。我的篮板比他多,10个对他的5个,但是13投我10次不中,只得了6分。湖人以96-93获胜,而且奥尼尔几乎每次拿球就灌篮。这一次他慢下来,逼我退后直到篮下。上一次,他试图打快,从远一些地方投篮,这使我打得更有效。最糟的是,当奥尼尔灌篮时,我对他犯规了,他得到一个罚球,没中,但得到篮板,灌篮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湖人队的里克·福克斯对我的伤害其实比奥尼尔大。是这样,有次我投篮未中,试图拿篮板,结果下颚撞到他的脑袋。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一只耳朵听不见吗?那一下以后我一段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努力不让这干扰我,但是每次跑向篮框,又多了一件要想的事情。

  我不能将一切怪罪到鲁迪生病这件事上,赛季结束之前,我的投篮已经每况愈下了。只有一个原因:我累了。马刺赢得总冠军总共打了多少场球,110或更多,算上常规赛和季后赛。如果你算上亚运会、NBA常规赛、亚锦赛及中国国家队的表演赛,我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打了107场比赛。我不是说,我不想打所有这些比赛,尽管国家队的9场表演赛多了一点,但我觉得我感觉那么累,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或者我的训练不足,或是方法不正确。任何人打了那么多场比赛都会很累的。

  高度疲劳意味着我不能在篮框附近占据好的位置,因为那样做需要力气和能量。另一个非常需要记住的原因是,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每一投都非常小心,保证那是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而到了赛季末,球队要求我更多投篮,我这样做了,但那意味着不能等待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机会。

  4月1号,鲁迪告诉每个人他要无限期地离开。一周后我们打了赛季最臭的一场进攻篮球,主场输给波特兰,81-66.整个赛季如果有一场球使我只想马上搭飞机回上海,那么就是这场球了。66分是火箭历史上破记录的单场最低得分。我们防守很好,就是不能得分。我13投11不中,整个球队的命中率是29.5%,没人能投中篮筐。那不是我最糟的场次之一,只因为我拿了12个篮板,但是最后几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以前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埃迪·格里芬,我们第二年的强力前锋,因为超速以及携带大麻在比赛前两晚被捕了。许多人认为那是我们跟开拓者打比赛如此糟的原因,但我不相信。也许这件事影响了埃迪,但球队其他人并没有在想这个。对鲁迪病情的担心,使其它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输给波特兰的原因就是因为投篮失准。

  第二晚我们也没有好多少,命中率31.5%,在盐湖城94-73输给了犹他爵士。那两场战败后我们仍然有一线希望打进季后赛,但是我想许多球员已经认为没希望了,因为要打进季后赛,除非太阳输掉他们所有的比赛,而我们得连赢4场。当太阳打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一切都结束了。火箭不会进季后赛了,意味着我自由了,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我真的很想打季后赛,并以为我们会打进的,但现在我知道可以早些回家,感觉也不错。

  我们赢了最后的三场比赛,我在赛季结束前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轻易地赢了西雅图队,但我没有很卖力地打。我上场22分钟只得了3个篮板得了10分。比赛结束后凯特冲我发火了。“赛季还没完呢,”他说:“你不能停止比赛。”没有人喜欢被大声呵斥,但他这么说很好。后来在巴士上,我走过去对他说:“凯特,你是对的,谢谢!”

  对孟菲斯那场比赛我只打了21分钟,但得到了两倍的篮板,6个,3个盖帽,13分,这是我赛季中第27次两双。由于卡蒂诺,我打得很卖力,并得到许多球,这要感谢斯蒂夫。赛季即将结束让人有些失望,但最后一场比赛给我前途一片光明的希望。

  无论是在跟奥尼尔对抗,还是在上一场对波特兰的比赛后,我却很疲劳,但都无法跟在丹佛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在休斯顿走下飞机时的疲劳感觉相提并论。在那之前,我心里总有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我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总感觉有一点紧张,那样给了我能量。而现在,没有比赛了,没有理由紧张或是集中注意力了。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识了,这是尽头。”我最后终于到达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你知道我很喜欢开车的,对吧?我总是想开车。但当我们走到车那里,我对科林说:“你开回家吧。我想小睡一会儿。”只有一两分钟我就睡着了。直到年底时我才知道,有些队友不觉得火箭应该让我成为状元秀的。他们认为,球队应该用优先权去交换一个能够马上帮助他们的老球员。如果不是在网上的留言板上读到,我不知道有人那样想。这是因为没有人让我那样觉得,或者在更衣室里谈起过。看到以后我也没有感到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队友是在赛季后,而不是赛季前那样说,我会感觉坏得多。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姚明。”我说的是,“我还没看过那个孩子打球。”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于是,他们就飞快地放录像带给我看,让我看了一盘集锦。但是任何人在集锦中都会显得很好。我可以给任何人做一盘带子,让他看上去像是可以得到状元秀的样子。快船的昆廷·里查逊去芝加哥的测试,说他们整天都在灌姚明的篮,我觉得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老实说,是我不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肖恩·布拉德里水准的录像带?或是一个站在那里不动的乔治·穆雷山式的球手?还是一个虽然不是奥尼尔,但至少能够移动的球员?在我看到录像带之前,已经听说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不肯定。显然鲁迪和CD从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我建议我们用优选权交换一个其他的球员。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时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球员。

  在权衡利弊并考虑了参加选拔的所有球员之后,我赞成选姚明。马里兰的克里斯·韦尔考克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到休斯顿测试。我看了一些来测试的家伙,对自己说:“他们都不成。”我知道韦尔考克斯不会是状元秀,尽管他是我的哥们儿。我无法告诉你从哪一天开始我开始赞成选姚明的,那是在选秀之前。

  因为我有获得年度新人奖的机会,NBA不希望我马上回中国去。一开始我想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叶莉应该在五月的第一周随中国国家女篮来美国,跟休斯顿的WNBA彗星队打比赛。可是由于SARS旅行被取消了,我就想马上回家。

  因为SARS的缘故,姚之队也不想让我马上走,可那正是我想回去的原因之一,告诉人们不应该害怕。

  我不知道是否NBA照顾了我一次,但年度新人是第一个公布的奖项,就在常规赛结束后的一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回国之前我并不担心会得SARS,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回家,也许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我回到上海后,事情才变得更真实些。我可以告诉你,尽管大家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处于危险中,但是生活继续着。也许他们在家里呆得多了,每30分钟洗一次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你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就是了。如果你还是得了,你就是不走运。喂,中国有多少人得了SARS?三千?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那是多少比例啊?零点零零零。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

  有时我们需要可怕的大事件来让我们记住重要的信念: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助关爱社会。如果你关爱社会,我相信,会有一天社会也会照顾你的。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频道总监,白李请我主持一个关于SARS的电视真播募捐节目,我很乐意帮忙。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搞类似的电视节目。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需要电视募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为政府会负责一切的。我是主持人,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NBA的许多人帮了忙。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老板雷斯·亚历山大、大鲨鱼奥尼尔,魔术师约翰逊及斯蒂夫·纳什的录像内容,都出现在三小时的电视马拉松中。魔术师乔丹和老虎伍兹捐了签名物品,供拍卖来筹集资金。斯蒂夫·弗朗西斯捐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显示出他有一颗多么伟大的心,我和他一起打球时就已经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NBA赚了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像SARS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才行动。甚至连帮助修建一所医院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捐钱搞研究、支持教育或者建学校才是有预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的头脑是你能帮助的第一站。我在为这些项目捐钱之前,会看一下计划和时间表。我要知道我是在帮忙而不只是花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内同胞做这些事情。我想看到,我在NBA为自己和联盟赚的钱,都能回到家乡。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想它比美国更需要我的关爱。

  你们知道我没有得到NBA年度新人奖。太阳队的阿马尔·斯多达摩胜出。我是想赢的,以证明火箭队选我做状元秀是正确的,但我想不用得这个奖我也已经做到了。NBA年度新人奖是媒体评出的,也许我没有得到它的原因是我说了太多坏话,或者开了记者太多的玩笑。联赛教练的全新人球队投票中,我跟阿马尔得票一样多。而联赛球队经理为体育新闻的投票中,我还比阿马尔多得一票。我给联赛经理和教练留下了好印象,那才是最有意义的。另外,我也没有获得CBA的年度新人奖,而我最终获得了锦标。如果我可以用新人奖换取NBA总冠军,我很高兴作这个交换。

  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姚之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钓鱼。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住在比尔·达菲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附近,他们预约了深海钓鱼。结果没去成,因为下雨,风也太大。我改去了游戏机房,姚之队作了安排,我可以在他们开门前几个小时去。

  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第二天去钓鱼了。

  “我们乘的船看上去像《完美的风暴》中的那条,”章明基笑着说。

  “别那么说!”我对他说。在经历了所有在NBA第一年发生的这一切后,如果我们在风雨中出行,一场完美的风暴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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