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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主张
法国自十七世纪就开始了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法国在越南的主要侵略活动还只限于传教和通商方面。此后，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占领的要求日益强烈。 1862 年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南部的三个省。1874 年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在承认越南独立和法国代管越南外交的条款下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1880 年，正当中俄为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之际，法国乘机出兵红河。随后几年，法国对越南北部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越南军民和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面对着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中国朝野有一大批主战之上。他们强烈地要求清廷出兵抗战，打退"跳梁之法夷"的嚣张气焰。
王韬秉持着他的"重和"、"重势"的外交理念，反对不计成败地与法国开战，而主张"慎兵保和"。当他听说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因主和遭到主战言官的攻击以至被慈禧太后驱赶下台的消息时，他写信给李鸿章的"门将"盛宣怀，对主战派"清谈抗法"表示严重不满。他写道："或传京师诸公，意皆主战，独恭邪、傅相主和。夫以中原大局言之，隐忍苟安，则日益委靡不振，而人才愈以下出；以朝廷言之，则以和为贵。苟可捧盘盂以从事，何必执鞭弭以周旋，兵锋一交，胜负之数岂能逆料，况法之于越南，犹日之于琉球，今既不能救琉球于前，而欲早助越南以与法竟，恐法人于此有辞也。顾以韬揣之，京师诸公，亦徒有其说耳，岂真能出于一战哉？"①在《拟上当事书》一信中，他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法开战对中国的不利之处：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今法人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而我水师未练，兵轮未广，统领未得于才，驾驶未能得手，枪炮之施放未精，器械之攻导未备，如此岂能战而胜之。夫与法人战，当以水师兵轮为先。但我水师少而弱，所有轮船皆不能驶出大洋。倘若以此据守沿海，而我海疆延裹三千里，防不胜防。法舰飘忽不定，往返自如，大可到处袭击。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而我劳师縻饷，所以御之者穷矣。总而言之，中国无一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中法开战，中国有害而无一利。①根据王韬的看法，处置法国在越侵略活动的"最上之著"是"莫如示之以文，告之以辞，与之揆情据理，援例执法，开诚布公，孰思审处"，同时派遣重兵，"严守边境，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务为自强，以待机会之来。"；其次，"莫如置之不问"，因为徒有空言而无实际的开战，其结果必然是"至于无可如何，则仍出于和，将来割地酬饷，通商辟路，所以为和之约章者，如是而已"。②加之越南本来为一无道之国，"国政殊不可问，官贪而民情，横征暴敛，民人几不聊生"，中国即使兵强马壮，劳师远袭地为其复国也只能是"能暂而不能常"，殊不值也。③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原文过长，此处为缩写）。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③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致马眉叔观察"；"上潘伟如中丞"。王韬以中外大势来作为论述中国外交的支点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问题是，他并没有全面地看到中法两边的"势"。他在强调中国弱于法国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亦有小范围的优势，如中越国土相联，供给线远比法国的短；中国在陆战兵源方面亦大大超过法国；洋务运动中新建的陆军也比鸦片战争时代的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更具有战斗力和生气。对"外势"中的国际间矛盾斗争以及法国国内政潮屡起也考虑不够。后来的中法战争进程并没有出现象他所想象的那种"一边倒"局面，而是互有胜负，在陆路方面，中国还占据一定优势，取得了镇南关、凉山等战役的胜利。
当凉山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王韬非常兴奋，并意识到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出了差错。他听说法人开始在上海进行诱和活动，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承认"弟于中外交涉之事，每喜穷原而竟委，所言往往不幸而中。惟此日立约结盟，似嫌其大速"。①在进一步地考察内外情势以后，他发现法国开战以来所遇到困难不在中国之下："法今者，拿破伦旧党盘踞于国中，阿洲叛民，埃及争地，复骚扰于国外；飞扬跋扈，招忌召戎，恐不免于用兵。法，欧洲虎狼之国也，素为列邦之所憎嫉，兵衅一开，强邻乱党，必有起而乘之者。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一也。泰西列邦，皆以通商中土为利薮，英、普、美所系尤重。法人贾舰，虽沿海各埠无处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兵事突兴，必非列邦之所甚愿，居间调停，势所必然，法于此能勿从乎！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二也。"②所以当清朝当道大员准备与法国妥协之际，他反而由主张"慎兵保和"转而主张"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举之以全力"。③他在《拟上当事书》中写道：道剥极而必复，势无平而不陂，张弛之权，盛衰之变，正在今日??法人先发难端，甘为戎首；徘徊海上，儿及一载。马江之役，法以诡道诱我，虽胜犹辱，其得侥幸出险，仅免聚而歼殃而已。基隆虽踞，淡水无功，波以全力注于台湾，而历日旷时，仍不得尺寸之地，则彼之兵力亦可知矣。甬江之战，无所胜负，彼攻此守，犹足支持。即彼言将犯祈津，扑旅顺，扰芝罘者，亦不过虚声恫喝之故智可，其实技无所施也，则彼之水师亦可知已。至于遏截海运，掳动商船，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法人处今日之势，其进返维谷之情形，不显然哉？囊者，彼国屡次败盟构乱，特未尝一角耳。诚使我以滇定处之，忘在用兵，一战再战，虽拴不挠，则彼之虚实，早已灼然油见。胆壮气张，名正言顺，何难与之驰骋于疆场，纵横于洋海哉！①可惜清朝统治者没有胆量采纳王韬"战则持之以恒"的意见，法国一有谋和之端倪，他们便乘势下坡，草草收兵。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竟然签订了不利的外交条约。前方将士气得拔剑砍地。王韬闻讯亦只能"作贾长沙之痛哭流涕"。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朝野除了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外，还面临着如何对待刘永福的黑旗军问题。刘永福原是广西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大清工朝不可饶恕的"匪类"。因此，当法国侵略军进攻越南北部、与刘永福发生直接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战"。
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
冲突之时，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竟然主张对刘永福不闻不问，以便借法国侵略军之手，除却清王朝心头之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主张接济刘永福，但心态依然是"借刀杀人"的心态。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和云贵总督岑硫英在他们的奏章中都曾说过"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一类的话。①王韬坚决反对清朝所谓处置刘永福的方略。他在与清朝官员的书信中多次称赞刘永福的为人爱国之心，敦促清政府真心实意地支持刘永福。比如，他在《与潘镜如观察》一信中写道：义（指刘永福）其为人大，质弱而貌奇。法难既作，人愤勃兴，出与之战，每战辄捷、计诱力攻，馘其枭帅，于是义声震于天下，义亦当今人杰矣哉！刘义以一羁旅孤臣，独张义帜，以攻法军，以区区三四千乌合之众，屡挫强敌，斩将搴旗，造奔逐北；使海内之人，闻风兴起，此西事以来所未有也。乃中朝贵臣，颇有不以为然者，或谓其侥幸邀功，或谓其贪婪无厌，或谓传言失实，徒涉夸张，致虑其难于安插。是刘义在今日固可胜而不可败，能进而不能退者也。弃雄才而委之于虎口，坐视其亡，诚一咄咄大怪事，此可为天下人才一大哭。②王韬进而具体建议说，清朝不仅要主动地提供黑旗军军火，还要派遣军事参谋人员佐其运筹帏幄，并招募"粤东西近地之民"加强刘永福的黑旗军。对法国指责清政府于和谈时期支持刘永福继续与法国为难之事，王韬力主不要理睬。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妨直接告诉法国人："来则受之，不来更将助之保之"，以加强刘永福的声势。
把昔日大清王朝的"冤家"称之为不可多得的"雄才"，主张给予全面的支持和保护，这是一般地主阶阶级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只有跳出了地主阶级狭隘立场的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有此眼光。王韬在中法战争中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说明他正是一位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理性在这里已经代替情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三卷，第12 页；第23 页。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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