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烈的危机意识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由于中国周边民族的贫弱落后以及儒家士农社会标榜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柔能克刚"等信条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似乎中国从来就不曾遭遇过真正的挑战。汉朝的贾谊本着爱国爱民的热忱，披肝沥胆地写了一篇言及天下危象的《陈政事疏》，立刻落得被贬遭逐的下场。封建君主从不喜欢臣民谈论什么天下危象凶兆。他们喜闻乐见的是歌颂升平的阿谀文章。绝大多数朝臣和地方大吏也习惯于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是在文治武功、太平一统的浪漫神话中度过的。
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大危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纷纷前来东方，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统治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太平一统的局面遇到了超强的外部力量的严峻挑战。
对中国统治阶级来讲，《南京条约》的签订无疑是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对这一羞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最先从古代的神话中醒来，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思想家的危机和改革意识是极其有限度的。他们还没有明确体认到中国遇到了全面的生存危机。"经世派"似乎只承认中国在兵备火器方面"略不如夷"。从整个价值观上讲，"经世派"依然没有甩脱"华尊夷卑"的基本格局。
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整体的封建统治阶级更没有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惊醒。大多数地主阶级分子仍然沉溺在古老华夏文明和清朝圣治武功所构筑的梦幻之中。在他们眼里，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人物"师夷长技"的呐喊不过是徒张夷势、自我贬损的丧气话，是危言耸听的大惊小怪。"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图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①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姚莹曾痛心地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没有使中国当道头脑清醒，反而大触"诸公之忌"，"举世讳言之"。②一句话，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是在统治阶级"身处险境而又讳言危机"之中不死不活地走过来的。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再次打破了中国官场的四平八稳和中国社会的升平虚象，无情翻开了大清王朝不堪一击的"内囊"。冯桂芬率先看到这一 点，提出了"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观点，从而向国人传递了危机已经来临的警号。①但是，历史留给中国统治阶级天朝上国的意识太强烈，以至他们成了釜底游鱼还在编织着如何吃掉打渔人的故事。冯桂芬的危机呐喊只是在中国统治阶级自我陶醉的麻痹神经里楔进了一很芒刺而已。根治它还需要后入坚持不懈地努力。
① 王韬：《弢园立录外编》，卷九，《瀛环志略》"跋"。
② 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第52 页（1989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王韬目睹中国社会"幻梦多于现实"的精神病状，愤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冥顽不灵，矢志在冯桂芬的基础上彻底割除中国统治者的自尊自大和自我陶醉的病灶。从六十年代开始，他以比冯佳芬更加激烈的语言、更加广泛的视角、更加有效的报纸手段，把中国已经面临全面性生存危机的警钟敲得更响。
王韬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儒家天下概念和等级思想所规定的万邦来朝的历史格局已经分崩离析，大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也荡然无存。中外关系正从中国唯我独尊的单向主寻局面走向华夷鼎力相博的竞争局面，此一局面是中国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最大变局。他慷慨激昂地呐喊道：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②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用兵之强也，财赋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其于亚非诸国）皆剪灭其社稷，驱逐其君长，并兼其土地。役使其人民。前时中国史册所称入贡为某某国者，今无一二焉，令人思之，儿不寒而栗??越南为法据，缅甸，暹罗为英据，阿富汗现已覆亡，波斯仅成孤立，则亚洲全土，欧人几有其半而犹未已也，宁不为之寒心！①王韬对变局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审视"华"与"夷"实力之后得出的。
在王韬认识到的变局中，其竞争态势不是汉与匈奴或唐与回纥那种"大华"、"强华"与"小夷"、"弱夷"的对峙，而是春秋战国式的列国相争，其问不仅不存在名分上的尊卑之别，而且优强之势不在中国一边而在俄、英、法、普诸西方之国一边。俄国可比之于秦；英、法、普三国可当之于齐、楚、晋；中国只能当之于赵、卫、陈、蔡等，是一"至弱之国"。因为，中国虽为地球精美之区，但若问"所为西国之长技者，则一切无有"。②他以极其忧虑的口气写道：今就地球大势观之，而知东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东南，而东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试观盈地球中，皆欧洲人也。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独惜中国迩来安于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拘虚，刚愎傲狠，于欧洲之形势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则，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①王韬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潜台同是：今日之"华"已非昔日之"华"；今日之"夷"也非昔日之"夷"。"华"与"夷"的优劣强弱之势已经彻底倒转过来。处在劣势中的中国倘若继续执迷不悟，老大自居，不求振作，最终难免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
危机和挑战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ynbee ）曾指出，文明是在外来的挑战中成长的。②这就是说，任何民族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欧洲今日不轻用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② 参见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第一部分《文明的起源》，第三部分《文明的生长》（1986 年，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生存危机或外来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视危机和迎接挑战。在王韬生活的年代，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愚顽之士不仅没有考虑到如何有效处置危机和积极应付挑战，甚至不承认中国已经遇到了危机和挑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有改革现状的必要。王韬对中国生存危机一针见血、不容回避的揭示和持之不断地呐喊，无疑是对这些长梦不醒的愚顽之士的当头棒喝。
王韬不是一个消极悲观的危机信号的撞钟人。他告诫国人危机来临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国人亟思变革，从而扭转亡国灭种的可能命运。可以说，他的危机意识是和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属于汤因比称道的那种积极的有效的挑战一应战模式。在王韬看来，西方列强踏波东来，会聚于中国，此正"天欲福中国，而非祸中国，正欲强中国，而非弱中国"，其祸福强弱转变之机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改革与否，"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改革思想是王韬危机意识的联体儿，在所有的谈论中国生存危机的文章中，王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谈及中国的改革。比如，在前面所引述的关于"古今变局"的文字之后，他写道：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做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在《答强弱论》一文中，他也是将危机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处今之世，以弱对强，当因时因地制其宜，以权达变，以变求富求强，以富强保民族之生存。王韬的危机意识以其不可阻遏的逻辑力量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改革思想上来。
与林则徐、魏源、冯佳芬等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进路一样，王韬的改革思想也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产生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韬改革思想自有它的特异或超越之处。第一，王韬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西学更加广泛地了解、对西方事物更加直接地实地考查基础之上的，它的参照系更清晰具体，时代内容更丰富精确，很少出现前代思想家对西方事物盲人摸象式的主观曲解和天真臆测。第二，王韬把他的改革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运会学说联系起来，这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哲学化、理论化。工韬写道："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以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①"泰西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变局，运会之转机。怀奇抱智之士，无不思翻然为自强计，集各国之人才以供一国之用，正在今日。"②理论之中包裹着哲人乐观自信的胸怀。第三，王韬改革思想的重心在"内因"，而且尤其偏重政治层面。他曾指出，国家之患，不患在外侮之凭凌，而患在"内治之委靡"。"内治之委靡"一日不去，即使具备了现代化的枪炮船舰，也不能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因此，他提倡一种"大变而非小变，真变而非貌变"的内在改革。"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皮其外焉者也，所谓未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①这是把眼光集中于军事与外交领域的林、魏一代思想家及同代之洋务派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异数"。他所具备的思想条件是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无法同时具备的。其时，中国人中或有对西方事物了解得比王韬更多的人，如某些浪迹他邦的生意人、早期留学生等，也有比王韬更精通儒家经典的饱学之士，但能把中学与西学协调揉合在一起，左右逢源地阐述发扬的，恐怕非王韬莫属。历史的偶然性让王韬这个饱读儒家经典的落第秀才过了数十年的"域外"流亡生活，这是王韬个人的不幸；然而却造就了中国第一个学贯中西、思想深刻的思想家，这又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幸。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② 王韬：《弢园尺犊》，卷七，"代上当轴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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