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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乌日策

  翻江逐浪浪生风,鲲游瀚海鹏在空。

  创业垂统空前事,不论南北与西东。

  且说德军决定对游击队发起第二次进攻。为了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德军从其他战区调来了大批精兵强将:在法国的第三四二师团,在希腊的第一二五团,以及东线的一一三师团。除此之外,还有七一四、六一七两师的大部分、第二六八炮兵团和第一二五团。这些部队在进攻中一直有坦克和飞机的支援。塞尔维亚奈迪奇的伪军也参加了进攻。

  解放区在125 英里长的战线上受到了攻击。

  敌人的进攻战术较第一次进攻有了改变。他们沿着主要的通道,用火炮和飞机轰炸扫清道路,小心翼翼,稳扎稳打,而以强大的步兵从两翼围剿游击队的阵地,以期消灭游击队主力。

  德军的进攻迅速取得进展。乌日策以北的瓦列沃被敌军攻陷。德军对乌日策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关于乌日策失陷及德军第二次进攻的情况,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有生动的记录。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回忆说:

  德国人的进攻在逐步取得进展。先是我们在乌日策以北的瓦列沃的阵地失陷了。德国步兵向我军阵地展开大规模的包围。德国的空军尤其是一个威胁。我们无法对付这些飞机。我们没有高射炮,甚至有效的小型武器也没有。德国的飞机俯冲到我军阵地上空100 码处,而我们最多只能用步枪对它们射击。

  愈来愈多的伤员涌到乌日策。德国人有条不紊地在前进。很明显,乌日策守不住了。

  在一个阴天的日子,约下午3 点,一声巨响,全镇为之震动。当时,我在总部的一间大厅里。这间大厅一半作为会议室,另一半放着10 张床成为临时医院。我躺在一张床上,因为几个星期之前,我被“切特尼克”打伤了,不能行动。在爆炸之后,突然,墙向我倒来。

  四周围的一切都倒下了。碎砖把我压住了。铁托就在隔壁房内,我替他担心。

  设在离最高司令部不远的隧道里的兵工厂爆炸。后来查明,敌人在隧道里放了炸弹,老百姓在隧道里躲避空袭。炸弹引起了附近的一个炸药库爆炸,把整个军火工厂都炸光了。200 人被炸死,包括躲避空袭的90 名妇女和儿童。

  燃烧着的炸药把周围的街道和房子都烧着了。许多人被活活烧死。铁托受了伤,但他很快就爬了起来。我躺在一张床上。这张床被倒向我的墙压碎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这时想起我睡在病房里。两名志愿人员冲进燃烧着的大楼,走到压着我的一堆乱砖头旁来挖我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多么遥远呵!许久,我被救出来了。我受了严重的震伤。可是我很高兴,同志们并没有把我忘掉。

  四天后,敌人的坦克迅速地向这个镇推进,撤退的命令下达了。我被转移到离乌日策20 英里的兹拉蒂博尔山上,同其他的300 多伤员在一起。德国飞机整天不断地轰炸着乌日策和从乌日策通向兹拉蒂博尔山的公路。他们的军队已经突破这个城市的最后上道外国防线。最高司令部成员已进入阵地,并在路上埋设地雷,以阻止德国人的前进。但是,坦克已经冲过来了。

  在德国人的坦克冲进乌日策20 分钟之前,铁托才离开。他是战斗人员中最后离开的一个。当德国人的坦克攻入乌日策时,他在面向这个镇的最前线。敌人的坦克毫不停留,继续向兹拉蒂博尔山挺进。桥梁上的地雷没有埋好,坦克不久就开过了桥。坦克的后面跟着的是满载步乓的汽车。铁托和少数几个人被德国步兵切断了退路。他们从车上跳下来,组成战斗队形。坦克继续沿着上山的道路前进。铁托离德国兵只有150 码远,在他们的直接射程之内。他马上向山上撤退,德国步兵紧紧地在后面追着。

  密洛凡·吉拉斯打算把公路进一步炸坏,但是,德国。人的飞机阻碍了他,接着德国坦克就来到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独自在兹拉蒂博尔山上的一幢房子里坐着。大房子里只点着一枝蜡烛。从乌日策方向还传来枪声,不时夹着炸弹爆炸声。但是,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一个都没有到达。只有长长的伤员行列被带进山来。

  这时,卡德尔到了。他也在那条路上受到了飞机的袭击。同他在一起的儿个同志被打死了。他问我,铁托怎么样了。我只有伸开两只手。卡德尔出去视察伤兵撤退的情况,因为德国人的坦克随时都会开到这个高原来。时间过得很快,卡德尔回来了。突然,吉拉斯也出现了。还是人没有铁托的消息,我走出去协助伤员。当我回来时,吉拉斯和卡德尔跳起来问我:“铁托出了什么事?”我又伸开两只手。第二枝蜡烛又快燃尽。已经是半夜了。门突然打开,铁扎走了进来。吉拉斯跑上去拥抱他。卡德尔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铁托极度疲乏。他放下了手提机关枪,坐了下来。在面对着乌日策的阵地上同德国步兵打了一夜之后,铁托在山上步行了20 多英里,而且敌人还不断地向他开火。铁托判断一下形势之后,说:“所有的伤员必须尽快转移,进入防御阵地。德国人会进攻这里的。”他又在椅子上坐下来,并要水喝。现在的时间过得舒服一点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进来了。一个小时之后,最高司令部从兹拉蒂博尔山转移。长长的伤兵队伍更早一点离开,只有重伤员还等着卡车来运他们。天已亮了。可以听见敌人坦克的隆隆声。①对于这次遭遇,铁托本人也有回忆文字留下,他说:

  临近11 月底,形势越来越糟。11 月25 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地区的解放区发动攻势,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继续和结束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以极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摧毁解放区和消灭游击队。

  尽管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却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叫人难受的消息。我们获悉:留博维亚失陷,德军呈半圆形,从留傅维亚、瓦列沃、上米拉诺瓦茨和克拉列沃地区向“乌日策共和国’贩地,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

  这一天,德军发动攻势的第三天,前线向我报告:德国人已经从克拉列沃突破,向恰恰克挺进。接着我们又得到消息说,从瓦列沃进攻的德军已经占领了瓦列沃一乌日策这条道路上的重要山口——布科维并向科谢里奇进攻,对德国人来说,从那里到乌日策就不远了。我们的部队(大约有来自舒马迪亚第二支队、瓦列沃支队和乌日策支队六个连)无法守住阵地,无法阻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德军。

  在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方向上,防线被突破了,而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我们的部队是否有组织地撤退了,并在新的阵地上建立了防线。我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继续使用屡试不爽的楔形队形进攻,继续迅速推进,直逼乌日策。

  我们的处境变得艰难了,因为“切特尼克”放弃了阵地,而且大部分加入了德军和① 引自三联书店出版的《铁托传》,叶周等译。

  卖国贼的军队。他们就是这样公开叛变的。当天晚上,18 点,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收听了伦敦电台的广播,广播员以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在南斯拉夫“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英雄部队”如何“同敌人进行不断斗争”,英国人民如何“钦佩这一斗争”。

  我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乌日策十之**坚持不了多久了,不久,也许三四天内就会失陷。因此,必须赶紧继续把武器、弹药、粮食、装备、现金、印刷设备、宣传材料全部撤走。撤退工作大部分是通过通向兹拉蒂博尔方向的公路进行的,为的是,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后撤,撤到桑贾克。因为据我们估计,在桑贾克已有黑山的强大游击队。根据我们以前的命令,黑山和利卡游击队总司令部应当把黑山游击队调往塞尔维亚。

  撤退伤资的工作,我们早就开始了。可是,情况表明,出现了严重困难,可能使这项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我早在10 月底就下命令:在乌日策四周的兹拉蒂博尔山上作好准备,安置伤员,国为山上有不少旅游设施。然而,11 月21 日才开始从乌日策首批撤走重伤员。在此期间,乌日策的兵工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许多工人被炸死炸伤。必须尽快把负伤的工人撤走。由于从前线每天都逆来几十名伤员,情况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如何把如此大量的伤员全部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我们只有3 辆卡车,一辆大轿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普通的马车和四**马车。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运送重伤员和重病号的全部运输工具。我们很快就损失了那辆大轿车,因此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的途中,大轿车滑下了山坡。

  多亏医务人员(戈伊科·尼科利什、德扬·**维奇、久罗和尤尔卡·梅什特罗雏奇等大夫)和驾驶员的杰出努力,撤退工作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毕竟还是顺利地进行着。

  由于天气严寒,伤员们大多没有御寒衣服,就只裹着被单或毯子,用卡车和马车运走,然后安置在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沃达的一些住户、别墅和咖啡馆里。我们当时认为,要是我们把伤员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那他们就保险了。我们当时以为德国人是不会来这里的。遗憾的是,事态很快表明,我们估计错了。

  从乌日策撤退的工作是由米塔尔·巴基奇领导、在人民解放政权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大量的粮食、装备和其他物资分藏在山村里和山里的羊圈里,免得落入德国人之手,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地区,老百姓也可享用。我们手头有大量缴获的现金(5500 万第纳尔,其中有1000 万银市),于是我们决定,把现金全部撤走。这么多钱装了一卡车,总共103 箱,每箱重60 公斤,统统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人们怀着痛苦的心情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来形势没有希望变好,就这样度过了一夜。虽然我们事先采取了措施,在乌日策阵地上组织抵抗,但是,我们并不抱幻想,并不认为乌日策这个我们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市,我们还能长期坚守下去。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11 月28 日清晨我们就得到了新的情况,使人毫不怀疑,乌日策就要失陷了。德国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进攻,接连不断地突破沿路分散的游击队不那么特别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天恰恰克也失陷了。

  科谢里奇方面的战事发展不利的消息使我尤为不安。我曾以为,我们那个方向的部队能够阻击敌人的进攻,因为他们在布科维山脊上的防御阵地非常有利。然而,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14 点,德国人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占领了布科维,开进了科谢里奇,从而打通了通向波热加和乌日策的道路。

  当我们获悉,从留博维亚开出的德军纵队,通过罗加契察,向巴伊纳巴什塔和乌日策进发时,我更感到不安了。在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存在德国人能够迅速地,也许天黑时就攻入乌日策的危险。必须赶快进行阻击。由于没有别的部队,我们派了由乌日策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个工人营,去迎战德军纵队。工人营同波萨瓦支队的几个连在一起,占领了卡连尼亚查山上的阵地,我们还给这支队伍配备了一门火炮。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速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指挥部,这一天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指示,要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经过去”。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使我们上当,以便德**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做得太明显不过了。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和科查·**维奇抵达最高指挥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上尉赫德森。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也正如料到的那样,这次会谈,像以前的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这次,“切特尼克”仍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决定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11 月28 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

  11 月29 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是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指挥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上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壁,向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开火。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亚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怀疑虑。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足以阻止。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将这些设施破坏掉,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来的一位中校,在通往乌日策市内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段公路上布雷,这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乌日策市的北部。

  人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几个钟头。大约11点,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防线被攻破了,德军已攻入户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部队开往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我们的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200 —250 名战士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分析,认为是搬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指挥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来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科林·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游击队战士。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国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100 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同时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个也跟着跑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技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地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间白日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更准确地向我们开火,但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它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的地方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那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收集了大约30 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任何事情!”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灯光。我们走近才发现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我的战士们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达查那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来,就疲倦得不得了。因为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大家: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四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下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差一点被打死在扎布奇那材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指挥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村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能到达,但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员、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进行。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人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四周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支》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送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但我们没有时间喘息,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有很大的自发性:部队沿途到处都有,在后撤。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离;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指挥部会议上研究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4 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改编,予以加强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加以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指挥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接上头,并改编和加强那里的部队。

  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多·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为了向他施加影响,促使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允许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存在幻想,因为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不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由于我不想使同英国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100 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就动身去西塞尔维亚了。

  未知撤出乌日策后情况如何。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铁车隆隆震城边,别离自有离情牵。

  统帅断后非常事,情势急切路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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